创办于1922年的裕大华纺织集团，有中国民族企业航母之称，它的创办者张松樵、徐荣廷、苏汰余、姚玉堂等四巨头为中国民族纺织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奠定性的贡献。在这四巨头中，有一位早年最为苦难、人生创业经历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就是著名爱国实业家张松樵。
苦难童年 自强成才
张松樵，汉阳县（今武汉市东西湖区）柏泉人。生于1870年（清同治九年），在家排行老二。张松樵3岁丧父，母亲带着他们兄妹4人在柏泉一带乞讨度日。由于灾祸连年，孤儿寡母常常终日奔波一无所得，只能摘取湖淌的菰蒲野菜充饥。到了寒冬腊月，饥寒更是逼人。为了谋生，母子们流浪乞讨来到汉口，栖身芦蓆棚、贫民窟，靠捡柴火、拾破烂、糊鞋衬、做针线活卖工挣钱和善堂施舍度日，长期在饥饿线上挣扎。直到10岁时，张松樵才到仁善堂办的义学读书。在义学勤学3年，基本上学会了打珠算和写信，为他后来的人生作了必不可少的文化知识准备。
1883年，13岁的张松樵由姨父介绍到汉口新河坊一家小杂货铺当小倌（学徒）。名为小倌，实为苦役。他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5小时以上，承担了力所不能及的体力活，仅3个月就被折磨成皮包骨。因此他母亲咬紧牙关，把他接回了家。然而仅靠捡拾破烂和母亲夜以继日的做活是难以糊口的。又经姨表兄介绍，到大码头吴元兴酒店打工。该店吴老板为人厚道，见张松樵懂事勤奋，很是疼爱他，将女儿许配他为未婚妻。当他年近弱冠时，岳父见他精明能干，正可自立家业，遂凑得少许资金，让他在朱家巷下首开设了一家小杂货店。但开店未久，店内货物被窃贼抢劫一空。张松樵只得变卖家具和残存货物抵偿债款。这个沉重的打击使他曾多次萌发轻生之念。为了栖身糊口，养育子女，他到汉口米厂河街广大洋货号当了3年中班店员；在汉口俄商顺丰洋行当了8年“上街”小职员。生活非常困窘，常因日食不饱典当衣物，家人常因无衣可穿不能出门。
张松樵虽一贫如洗，但他在顺丰洋行的勤奋和能干，给同事们特别是上司留下了良好的口碑。
风云际会 扶摇直上
1898年张之洞创办的武昌纱、布、丝、麻四局（局即工厂），因经营不善年年亏损，到1902年不得不将“四局”交由俄商顺丰洋行买办韦应南的应昌公司承租经营。韦聘邓墨林为公司总经理，提拔张松樵为纱局协理兼管账房事务。
韦承租“四局”不到1年，因生产技术落后和经营不善，年底连工资也发不出来，便将承租权转让给邓纪常，邓任张松樵为账房事务总理。时值俄日战争爆发，日纱进口锐减，国产棉纱行情走俏，经营数年获利40万两纹银。邓见好就收，歇手不干，将“四局”转让给韦应南的父亲韦紫峰。1909年张松樵被提升为纱局管事（即厂长），在主管拥有5万纱绽的纱局3年中，大大增长了经营纺织工厂的才干和积累了经验，做出了突出成绩，从此在业界崭露头角。
1911年初，湖广总督瑞徵见“四局”的业务日趋兴旺，获利甚巨，借口筹措军费，向应昌公司借80万两，遭到拒绝后，竟组织大维公司以武力强行接管。10月武昌起义爆发，瑞徵逃走。鄂军都督黎元洪将“四局”发还应昌承租续办，股东们一致推举张松樵为代理总经理兼纱、布、麻三局的总管。此时，提倡国货和实业救国的呼声响遍全国，应昌公司因产品走俏，获利丰厚。韦紫峰父子企图排挤其他股东，引黎元洪借机收回韦的承租权，改由徐荣廷组成楚兴公司承租。徐任总经理，张松樵专管布局事务，苏汰余管收支，姚玉堂管会计。此为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徐、张、苏、姚四巨头合作之始。
楚兴公司承租第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进口纱布和出口棉花都大量锐减，以致原料价格降低，成本价格提高，形成经营上的生贱熟贵的时机。加之黎元洪在税收上给予许多优惠，更促进楚兴公司呈飞腾之势。张松樵为把握这个历史机遇，在布局实行日夜生产三班倒，确立的职工分红制（每年在红利中提取二三成作为职工酬劳金），在旧中国纺织工业界创了先例。
晚清时的武昌纱布丝麻四局的刺绣女工
楚兴公司自1913年接办“四局”至1922年结束，共获利纹银1400万两，约合银元2000万元，股本增值达十余倍。张松樵获得“干练的纺织工业家”的声誉，个人拥有资财近100万元。
自筹建厂 缔造“裕华”
张松樵痛惜楚兴公司股东们挥霍浪费每年分得的“红利”，不利于扩大再生产；又深感承租“四局”，因人事和时局变动随时有解除租约而歇业的可能。于是在1920年时，他提议创办自营的纺织厂，得到姚玉堂等人的响应。经年余筹措共集股金120万元，张松樵被推选为经理。随后他用汉阳铁厂的废铁砂填整武昌新河边溜坡地约5000亩，作为厂基。经两年艰辛筹建，一座完全由武汉工商业者筹资创办的拥有2万纱锭的裕华纺织厂，于1922年3月正式投产。
不久，徐荣廷、苏汰余融资入股，给刚刚起步的裕华注入了更大资本。随之工厂改组，成立裕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推徐荣廷为董事长，张松樵为经理。徐荣廷向安利英洋行订购纱锭2万枚、布机500台，使裕华在生产设备上成为仅次于第一纱厂的大型纺织企业。
张松樵主管企业全面生产经营20余年，备受赞誉。他奖罚分明，注重质量管理。他把自己每月的薪资、“人红”（按职位分的红利）2200余元作为奖金，奖给勤奋干事和作出贡献的职工，提高了工人生产积极性；实行“三班制”，迅猛扩大再生产。同时严格出勤检查，一天清晨，他发现常董兼会计姚玉堂（张松樵亲家）的表弟、物料站主任周幼屏迟到，不讲情面，按厂规将周开除。
张松樵主管企业时不断革新工艺，改进操作规程。他根据用户的要求，亲自练好纺纱操作技术，向全厂推行新工艺；还亲赴上海以采购纱支为名，进入日本纱厂观察，回厂后改进工艺流程，提高纱支质量，与日本纱和上海纱竞争。
张松樵严格要求儿子张沛霖及时反馈市场情况，随时调整生产结构。以销定产，杜绝浪费。实现积货少，流动资金周转快，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高。他日常带上布袋，见到地上的白花和花筒随时捡起来，用行动带动全厂上下节约原料、杜绝浪费。
1930年冬，武汉下了百年一遇的大雪，汉江为之封冻；1931年春季又大雨连绵，经月不停。张松樵预见在夏秋间必发特大洪水，隧将工厂围墙改建加固为水泥围墙。果然，1931年武汉遭遇百年未见的特大洪水，三镇沦为泽国，市内行舟。武昌一纱厂、震震纱厂均没水中，唯有裕华安然照常生产，人们视为奇迹。引汉口英国商人渡江到裕华参观。
张松樵等创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裕华纱厂
在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经济恐慌期间，日本棉布大量向中国倾销，武昌一纱厂、震震纱厂相继倒闭，裕华却能顶住，正常生产，实为张松樵治厂有方的结果。
徐荣廷、张松樵等在兴办裕华的同时，又先后筹建了石家庄大兴纺织厂、西安大华纺织厂，正式形成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张松樵被选为常董，拥有仅次于徐荣廷和苏汰余的巨额股权。
1937年南京沦陷后，张松樵力主公司内迁。他不顾68岁高龄，于1938年初前往四川选址建厂房。裕华迁川后，很快在重庆、成都建成投产。解放后，张松樵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将裕华交给国家经营管理。
终身俭朴 乐施善举
张松樵的一生，始终过着俭朴的生活。他不羡浮华，不逐时尚。虽为富翁，仍布衫布履。他不置私用小轿车，不坐人力车，并严禁亲属乘坐人力车。他说：“最不合人道的莫过于以人代畜的人力包车。”他总是以步当车，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心安理得。他从不涉足妓院、舞厅、赌场，以身作则形成家风。他的儿子张沛霖（曾任武汉市政协常委），一生保持乃父遗风，清苦自甘。其孙子张方策（原子核物理博士、密歇根大学教授）在清华读书期间，衣履朴素，生活清淡，同学中很少知道他是富家后代。
张松樵虽然生活俭朴，但为乡梓捐资办学、送诊施药却从不吝惜。他常常挥泪讲述童年行乞往事，教育子孙要居富思贫，同情贫寒人家。他有感于自己早岁失学，在故乡柏泉、巨龙岗创办松荫小学，并购置土地30亩，作为学校的校产。还将汉口华安里的自有房产捐赠学校，作为办学经费。他组织“慈善会”，资助汉口太和医院每年用1月时间派医疗队到柏泉，为群众送诊医药，防治疾病。至今，故乡人们忆及此事，仍感念不忘。
1960年张松樵因病在汉口与世长辞，终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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