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记者眼中的武汉-下载亚博app

嗅觉灵敏、洞察先机的记者真是无处不在。辛亥革命、国共分裂和合作、武汉保卫战、改革开放，几乎武汉每个重大的历史时刻，都有外国记者在场。斯特朗、史沫特莱、斯诺、卡帕，他们中有很多是在世界新闻史中都有一席之地的优秀记者。

他们提供了与我们不一样的观察武汉的视角与立场，他们以尖锐精微的笔触还原和留存了众多发生在武汉的故事。而武汉也会一直记得他们报道真相的不懈姿态。采用实地踏访和文献搜寻的方式，我们渐渐地走近这些外国记者们。

外国记者笔下的辛亥革命

当年，身在海外的孙中山正是在《丹佛邮报》上得知武昌首义的消息。2000年的帝制完结之时，不少外国记者就在武汉的巷陌间，向世界发回第一手报道。

1.《泰晤士报》万字电文

1911年10月11日，辛亥武昌起义第二天，在北京的莫里森就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专电“北京被革命爆发和军队叛乱的消息吓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清朝危在旦夕，满朝文武，忧心如焚”。

接着，莫里斯马不停蹄奔赴武汉。10月11日至24日，他向《泰晤士报》发出近万字电文，向世界报道首义后的武汉：“人民死伤不多，但财产损失严重。革命党人秋毫无犯，北洋军队肆意淫掠”“清朝必须推翻，这大概是民心所向。”

在武汉历史上惊鸿一瞥的这位莫里森，不可小觑。他是澳大利亚人，医学博士。1894年，他仅花十八英镑完成从上海到仰光的徒步旅行，第二年出版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由此成为《泰晤士报》驻华特派记者。

如果你只站在某个单一立场就很难定义莫里森的为人，义和团包围外国使馆区时，是他第一时间向国外发出求救讯号，而八国联军在中国的烧杀抢掠，他在发回《泰晤士报》的电讯中又一再“控诉”。

他是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袁世凯的顾问，甚至北京著名的王府井大街，也一度被袁世凯命名为“莫里森大街”。但袁世凯与日本人签定的“二十一条”文件却是这位总统顾问“有意无意间”泄露给澳大利亚记者端纳的。一经公布，舆论大哗。

巴黎和会签订的最后期限，顾维钧等中国外交官拒绝出席签字仪式。远在英伦的莫里森评论：“和平条约全文，对中国来说，比她原先预料到的还要坏得多，简直是灾难性的。我不相信任何一个活着的有地位的中国人，有足够厚的脸皮，敢于签署这个条约。”言辞辛辣，堪称毒舌。

此时莫里斯已病重。他说，如果不能不死，那就死在北京。但内外交困的北洋政府哪里还顾得上他，他只能带着未了心愿走完人生。

2.黎元洪接待的第一位外国记者

埃德温·j.丁格尔（edwin j.dingle），1881年生于英格兰康沃尔郡，既是记者、作家和旅行家，还是一名传教士。1909年来到中国后，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很别致的中文名字“丁乐梅”。

武昌起义爆发时，丁乐梅作为上海英文《大陆报》记者正在汉口。他对起义并无预感，炮火响起时，他和在汉的其他外国人一样，感到“突然和震惊”。但很快，职业的敏感就攫住了他。他不但采访交战双方众多重量级人物，如唐绍仪、萨镇冰、张彪等，还是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接待的第一位外国记者。

1911年11月20日，在湖北军政府“长方形楼房第二层走廊尽头的宽敞房间里”，丁乐梅对黎元洪进行了独家专访。他看到的黎元洪剪掉了辫子，有中国人特有的儒雅，能用英语同他交谈。黎元洪说：“现在的时间归我支配，无论你向我提什么问题，我都尽最大努力回答。”黎元洪告诉他说：“中国必须建立一个以美国式联邦为样本的共和国，联邦制的中国必须尽快开放。”

丁乐梅还擅长摄影，在他的镜头下，既有京汉铁路南端的刘家庙车站，革命军正赶着骡子变换炮位，左臂上系着白布以分敌我的场面，也有骑着马匹、挥舞长剑的清军侦察兵的姿态。

但是，看他百年前写清军纵火烧城的报道，虽无一处说是暴行，仍叫人背脊生出森森的寒意。他认为汉口蔓延的大火只能用草原之火可以形容。“透过厚重的浓烟你能看到不计其数的屋顶、教堂尖顶及拱形的中国建筑，好像在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地躲闪着，像整个疯狂溃逃的装甲兵团，他们在不停地跑着，然而却没有前进一步，拼命努力，但却毫无用处，他们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地原地跑动，最后放弃了所有希望，被迫绝望地倒在浓烟里，永远地消失了”“大火发生的时候，估计已有数千人在那座现代的索多玛城和葛莫拉城中死去。清军有一种疯狂的战争欲望。一两天以前，袁世凯为了重新攻占汉口，许诺给予他们巨额奖赏；况且，这些人对赃物非常眼热。”

丁乐梅将采访整理成《1911—1912亲历中国革命》一书很快出版，成为西方了解辛亥革命的大众读物。

1921年，丁乐梅定居美国奥克兰市，6年后创精神意念治疗法，病逝于1972年。

大革命时期外国记者在武汉的踪迹

记者也是血肉之躯、七情六欲的人。外国记者在报道武汉重大史实时，也在日复一日过着平常日子。寻访他们住过的、采访过的、聚会过的地方，就是想还原他们最寻常的样子。

宋庆龄故居位于今黎黄陂路口，杏黄色的俄式小楼被春日煦阳照着，一副安适的样子。

1927年5月，美国记者斯特朗却于此目睹惊心动魄的一幕：“银行大门紧闭。一天又一天，饥饿者，穷人拥挤到那里，他们嚎叫着要换银元铜币，他们用身子撞铜门。在楼上，孙夫人从丝绸窗帘后面往下看着他们，她用棉花塞上耳朵，以免听见从她的下面呼啸而上的愤怒喊声。”

小楼始建于1896年，原为华俄道胜银行，后为国民政府中央银行。1927年，国民党汪精卫在汉口国民政府任主席。4月，蒋介石宣布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5月，蒋介石切断武汉财政来源。此时斯特朗受宋庆龄之邀入住中央银行，方亲见上述情景。

一头红发的美国记者瑞娜当时在武汉主持着《人民论坛报》的采编工作，办公室就在中央银行附近，斯特朗常到瑞纳那去坐坐。7月15日，汪精卫在汉分共，国共合作破裂。宋庆龄发表声明，对“领导过革命的人背离自己道路”感到失望。刊登声明的《人民论坛报》被查抄，但此前瑞纳已将全文发至纽约。斯特朗再来武汉时，已是10年之后，她作了广播演说《马德里是怎样保卫的》，激励中国人抗战到底。

外国记者聚焦武汉抗战

1937年南京失陷后，武汉成为抗战中心。武汉抗战时期，先后约有40多名外国记者抵达武汉。美国学者麦金龙在《武汉，1938》中分析，1938年，国际上的消息都是糟糕和不祥的，如派系斗争，慕尼黑会议对德国的绥靖政策，与此相比，武汉保卫战更能让西方媒体感到振奋，武汉成为外媒聚焦之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1.“假如武汉失陷了怎么办？”

1938年，英国诗人奥登与美国剧作家伊舍伍德，受两家出版社邀请，前往中国采访。伊舍伍德在3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天奥登与我都认为这个时候最应该在汉口，而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长江北岸一片荒凉与空白，老通商口岸的建筑在冬天的河流前展现出它们的欧洲风格。这里有领事馆，货栈，办公楼与银行……挂满红灯的咖啡街有马莉，最后的希望等咖啡馆。附近是中国凌乱的城市，像迷宫一样破烂的房子，拥挤的街道，再远一点就是跑马场。机场与白雪覆盖的湖北平原。

这是战时中国真正的首都，各种各样的人住在这里。蒋介石，史沫特莱，周恩来，也有各级将军、大使、记者、外国海军军官、雇佣军、空军、传教士和间谍。这里藏有所有的线索，这些线索能让一个专家预测未来50年将要发生的大事。历史，伴随着上海的萎靡，巴塞罗那的无趣，现在已经把兴趣放在汉口上。

1938年夏天，在武汉失守前3个月，埃德加·斯诺作为《每日先驱报》战地记者，从香港乘飞机首次抵达汉口，他在汉口首先采访了蒋介石。于斯诺1905年出生在美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27年，还未完成学业就决定到世界去旅行，1928年，他作为“雷奥诺尔”号远洋轮上一名水手抵达上海，从此和中国结下难解之缘。1936年，他以陕甘宁边区4个月的采访为素材，写下《西行漫记》，“首次向世界报道中国红军”。

这次在武汉，他向蒋介石发问：“假如武汉失陷了会怎样？”蒋介石同这位曾使他大伤脑筋的记者握过手后，用他惯常的喉音说：“我到的地方就是政府所在地与抗战中心。战争的结果决定了领袖如何指挥民众抗战，而非决于两三城市的得失。”

斯诺继续追问，究竟根据什么理由，认为中国可以战胜日本？蒋介石的回答是日本的精神观念是不正的，所以日本不能获胜。

2.采访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遇空袭

与只隔一条马路、潮男潮女频频光顾的武汉天地相比，如今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显得冷清了些。

70多年前，正值国共合作蜜月期，这里是外国记者经常光顾之地，虽然有时抵达会很惊险。英记者弗雷达·阿特丽在《扬子前线》中写道，她和史沫特莱、斯诺曾如约前往武汉“八办”采访。他们出发很早，但在途中被日军空袭耽搁一个多钟头。空袭时，他们只有冒险攀登意大利人开的小旅馆屋顶上倾斜的瓦片行进。

走进会议室，好像还可看到当年采访的情景。“我们就在桌子四周坐下，喝茶，吸烟，不拘形式地随便谈话。一间屋里只陈设最低限度的用具——几张桌子和坚实的椅子，在座的人几乎每个都穿着一件灰色或蓝色的棉布军服。”

史沫特莱光顾这里不只一次。一楼的武汉抗战展览中，陈列着她那张很著名的和周恩来、卡尔逊及史迪威等人的合影。

3.在美海军青年会一起饮冰水

1938年夏天的武汉，天气溽热，炮声隆隆。

但阿特丽却说自己永远忘不了在汉口度过的那个夏季。

空袭警报一天响三次，外国记者们常爬到路德教会楼顶探望。空袭来临时，他们就跑到中弹的地方，或就在汉口，或坐舢板到汉阳，乘小汽艇到武昌。“走过冒烟和燃烧的破屋，当看见断肢折腿的，死亡的，丧失子女的人们时候，人必须勉力抑制着恐怖和悲苦之情才能正视那种光景。”

如果在外采访听到警报，只能静待空袭过去，安慰自己“开战以来只有两个外国记者被炸——一个死在上海，一个死在潘南号上”。

他们在美海军青年会一起吃饭，像一群水兵，在战时酒成了奢侈品，于是在青年会饮冰水，或在大花园的颜色灯光下说话，就很好。如果有记者从前线活着回来常被请到洛西氏吃饭。那是汉口一家舞厅，老板娘是中国人，老板是葡萄牙人，像里昂的“屋角”和夜总会的混合体。

他们偶尔也看电影，有些片子会让他们想起过去，那些疯狂赚钱、恋爱或投机冒险的生活，好像已经很遥远了。一次，阿特丽半真半假地说，一个人为什么要为国家牺牲性命呢。大家全都用手指着她：“你最好赶快回去，免得中国把你像我们一样留住。”

路德教会今已少有人知道。美海军青年会旧址还在，现为武汉基督教青年会所在地。

院落并不大，很难想像当年外国记者们对谈的大花园在何处。但见清新的绿色窗帘随风轻展，春意袭人。出门即是黎黄陂路，如今这里是小有名气的咖啡馆一条街。

4.照片《蹲着的女人》

日军飞机对武汉的首次轰炸早在1937年8月12日。1938年4月29日日本天皇生日当天，空袭警报首次在武汉轰响的时候，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就冲上了武汉街头。这次轰炸，共造成二三百平民伤亡。7月19日，日军轰炸武汉平民区。在烟火肆虐中奔走的卡帕拍下一张后来广为人知的照片《蹲着的女人》：蹲坐在已成废墟的家门前恸哭的中国女性，成为中国人民深受日本侵略苦难的缩影。

其实，拼命工作的卡帕心中藏着隐痛，1937年7月，同为战地摄影师的女友塔罗在西班牙战场罹难，他是怀揣着女友的照片来到中国的。

武汉会战爆发后，日军飞机频繁轰炸武汉，武汉在轰炸中战栗。

难民越来越多，但也有相当多有钱人白天进餐馆、晚上进俱乐部。牛津毕业的23岁的英国记者霍格，成天骑着自行车穿行在武汉大街小巷。他在发给《曼彻斯特卫报》的报道中写道：一到晚上，人行道上挤满乞丐和他们的孩子。而俱乐部和电影院每晚爆满，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

另一方面，因连续采访44天西安事变而被人们誉为“真正发现现代中国转折点”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詹姆斯·贝特兰描述：“严阵以待的汉口每天都遭到重轰炸机的轮番轰炸，蒋介石夫人的空军残存的飞机和由美国、意大利和俄国驾驶员组成的混合机队时断时续地起来保护这个城市，它变得越来越像马德里了——一座得人心的前线都城，它不像被放弃、遭蹂躏和摧残的可怜的南京那样，而是放射着一股傲然屹立坚持抗战的光辉。”

史沫特莱是汉口外国记者圈中的灵魂人物。她出身寒微，特别能体会别人的痛苦。

她自愿加入中国红十字会，为那些流离失所的伤兵提供帮助；她以大量时间向国外发函，为中国谋求海外援助，还乘坐一辆汽车在汉口转来转去，从各教会医院征募医疗药品和器械，以支援武汉外围前线的抗日军队。

史沫特莱离开武汉后，到新四军医院里工作。她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说：“我对汉口有一种相思的渴恋，那里是我一生中的一个十年的亮点所在。”

为时4个月的武汉会战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成为抗战转折点，中国抗战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卡帕想尽一切办法蹭进了史迪威的队伍，抵达武汉会战前线。史迪威在日记中说：“我们在夜间行走，行路艰难，向导迷了路。……日本飞机在头顶上两百英尺高的低空盘旋，用机枪扫射公路……”而卡帕，是“一个勇敢的小伙子”，一直冲在最前线，还有本事在混乱的战场搞来面包和奶酪，“虽然有点发霉，但可以吃”。

离开中国前，卡帕第一次用35毫米胶卷拍摄了一组彩色照片。照片刊登于10月17日的美国《生活》杂志上，图片文字说明这样写道：“作为中国撤退政府的首府汉口，其贫民窟里火焰万丈，日军飞机轰炸后，到处都是滚滚浓烟。一名穿蓝衬衫的女苦力一脸沧桑，无望地守护着家中的杂物，而正午的汉口正在炽热的空气中燃烧。”

卡帕说过，如果你阻止不了战争，那就把战争的真相告诉世人。

5.最后的挖掘者

当时在武汉的外国记者们聚在一起，喜欢玩名为“最后的挖掘者”的游戏，即猜测假如武汉失陷，他们中谁会留在最后。

汉口陷落的前夜，霍格给《曼彻斯特卫报》发去他对这座城市最后的描述：

“10月24日晚，武汉市长发表报告说大约50万人留了下来。这意味着100多万人已经撤离。一星期以前，这里的人们还漫不经心。但在最后三天，街道上就是一派匆匆逃亡的景象了。这里的人们原本是爱热闹的，此时却寂静得像亚利桑那大草原的午夜。……汉口今夜难以入眠。它可能会被‘焦土政策’的爆炸声惊醒。几小时后，河对岸就会传来清楚的枪声。”

外交官和大多数记者都乘船去往重庆，那里成为新的国民政府所在地。特立独行的史沫特莱选择北上。18名“最后的挖掘者”留了下来，霍格是其中之一。

“尽管日本人无意重复他们在南京的罪行，但他们也不会让外国记者有机会审察他们的丑行。”《黄石的孩子》的作者迈克·马努斯这样写道。这些记者很快被聚拢来，送上一架开往上海的飞机。7个月前，霍格花两个星期从上海出发经香港到达汉口，而这次回程只花了2小时57分钟。

离开武汉后，卡帕随盟军登陆诺曼底。1954年5月25日，在越南战场，他踩中地雷时还不忘按下快门，成为新闻史上不朽的传奇。

霍格，离汉后遇到在武汉结识的中国工业合作社创始人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受指派成为培黎学校的校长，照顾一群战火中失去亲人的孤儿。为让孩子们逃离战火，他带领他们一路“长征”，后因破伤风病逝，年仅30岁，他的故事被英国记者迈克·马努斯写成《黄石的孩子》一书，被人称作“中国的辛德勒故事”。

外国记者见证武汉开放历程

采访不再由专人陪同，人们接受采访不必瞻前顾后。国家在发展，观念在变化。一路走来，武汉越来越自信，在外国记者眼中也就变得越发的鲜活。

1.重回故地

武汉沦陷后，斯诺去了香港。等他重返武汉时，已是1960年。那是斯诺第一次访问新中国。在北京他参观了密云水库，在武汉他参观了武汉钢铁公司和同济医学院。抚今追昔，他很是感慨，“对于一位老中国通来说，最高兴的莫如见到长江之上起宏图”。

1972年2月，在瑞士日内瓦附近一个静谧的山村，斯诺辞世。在中国派遣的医疗小组中，有三位来自武汉的医疗专家，一直陪伴他到生命最后一刻。这也算是武汉人和斯诺的特殊缘分吧。

1985年，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报道过中国的美国记者一行19人重返中国。他们中许多人自20世纪40年代末离开后，就再未踏上中国大地。邓小平亲切会见了他们。

这之中不少人当年在武汉工作过。比如《纽约时报》的蒂尔曼·德丁，还有命运跟中国紧密相连的爱泼斯坦。

爱泼斯坦，1915年出生波兰，犹太人，自幼随父母定居中国。1931年起在《京津泰晤士报》干新闻。他是宋庆龄非常信赖的朋友，宋庆龄生前曾谢绝多人为她作传的请求，而独将作传之事授权于他。作家叶君健在《从秋天飞向春天》中记载，1938年，爱泼斯坦就住在汉口三教街一个教会办公的招待所里，叶君健当时在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负责对外宣传，台儿庄捷报频传时，需要马上翻译向国际社会发布。有些专门名词他拿不准，就找到时任美国合众社驻武汉代表的爱泼斯坦。在叶君健印象中，与爱泼斯坦的相识真可谓是一见如故。他是一个温厚的人，讲一口牛津英文，消息灵通，肯跟他开诚布公地谈四大家族与英美的关系。在武汉，爱泼斯坦还介绍他认识了苏联塔斯社驻中国代表罗果夫，若干年后，叶君健和罗果夫重逢在英国，为了二战胜利而共同工作。

爱泼斯坦曾居住的三教街原属汉口俄租界，1946年国民政府在收回全部租界后，将鄱阳街和三教街统一命名为鄱阳街。三教街之名已不存。

而爱泼斯坦自离开武汉，先到香港，再至延安访问。回到美国受当局盘查。重返中国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爱泼斯坦也曾蒙冤入狱。好在1973年平反，改革开放后，他当选为中国政协常委。1985年重返武汉时，他正是以全国政协常委和重返中国的美国记者双重身份。

在写出宋庆龄传和自传后，2005年5月，爱泼斯坦在北京逝世。

2.“你是百万富翁吗？”

1979年，汉正街103户待业青年、闲散人员拿到个体工商执照。这放在全国都是创举。1982年8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值得重视》后，汉正街更成为中外记者采访的“富矿”。

1985年9月，法国《生活》记者雅克专访汉正街盲侠郑举选。雅克问他是不是百万富翁。在改革开放之前，做生意是有风险的。郑举选就曾因家中被抄出价值几万元库存货物，入狱18个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才被释放。所以当雅克问他时，他小心翼翼地回答：“传说中我是，我也希望是。”其实，那时他已经是百万富翁了。

1888年创刊的伦敦《金融时报》，读者分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由该报编制的富时100指数是英国经济晴雨表，也是欧洲最重要的股票指数之一。这年8月，该报记者罗森考察了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形成的全过程，对市场的发展表示赞赏，并祝“政府继续为中国的发展而实事求是”。

2008年奥运会后，我国对1990年制定的外国记者来华采访规定进行调整，比如外国记者不再必须由中国国内单位接待陪同等。外国记者采访武汉无疑更为灵活自由，武汉人不期然间发现外国记者身影的机会也更多了。

2013年5月，武汉下岗工人张五一自造潜艇下水，全球知名媒体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就来采访。2014年，《纽约时报》记者更推荐户部巷小吃，称其完败美国星级餐厅。

没准，哪天走在武汉的大街上，就会有一个老外向你走来：“哈罗，你能接受我的采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