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与中国电影的不解之缘-下载亚博app

说到电影，不能不从它的开端说起。电影这门神奇的光影艺术，被全世界公认诞生于1895年12月28日。这一天，法国青年实业家路易·卢米埃尔在巴黎卡普辛路14号大咖啡馆的印度沙龙内，正式放映了《墙》《婴儿喝汤》《卢米埃尔工厂的大门》《水浇园丁》等几部世界上最早的影片，标志着电影发明阶段的终结和电影时代的正式开始。电影诞生的第二年，电影放映就输入了中国。这种新的娱乐形式，受到了中国人的极大欢迎，而武汉就是国内最早的电影放映城市之一。在中国电影的发展史上，武汉参与乃至见证了中国电影发展的很多重要时刻，与中国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参与中国电影的多个第一

我国第一次尝试摄制电影就与传统的民族戏剧形式结合起来，这对中国电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而这其中就有武汉人的身影。1905年的秋天，北京丰泰照相馆的创办人任景丰，从德国商人那里购得法国制造的木壳手摇摄影机1架及胶片14卷，开始了中国拍摄电影的尝试。丰泰照相馆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黑白无声戏曲片，名叫《定军山》（片段），为京剧传统剧目。电影的主要内容是展现武汉江夏人、著名京剧演员、老生表演艺术“谭派”创始人谭鑫培的舞台表演艺术。影片是在丰泰照相馆的中院露天广场上利用日光拍摄的，前后拍了3天，共成影片3本。这部短片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戏曲片，也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影片。

《定军山》由任景丰导演，丰泰照相馆的照相技师刘仲伦担任摄影师，主演是誉满京城的“伶界大王”谭鑫培。谭鑫培原名金福，戏路极为宽博，有“集众家之特长，成一人之绝艺，自有皮黄以来，谭氏一人而已”的赞语。谭鑫培扮演的黄忠，通过“请缨”“舞刀”“交锋”等场面，生动地表现了古代名将的英雄气概。谭鑫培拍摄此片的时候，正好六十寿诞，这为他的艺术生涯彪炳了闪光的一笔。影片完成后在北京大栅栏的大观影楼戏园和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一放映，就受到了热烈欢迎，“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可见国人对自制影片的喜爱程度。除北京外，这部影片还曾在江苏、福建等地放映，一路好评如潮。一部《定军山》，为中国电影开了个好头；一个谭鑫培让武汉与中国电影有了最早的不解情缘。

中国最早的纪录电影《武汉战争》，也是在武汉完成的。电影真实地展现了辛亥革命阳夏战役的战争场面。1911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纪录短片《武汉战争》由当时著名的杂技幻术家朱连奎和“美利公司”洋行共同拍制。片中详尽地纪录了武昌新军起义后的几次重大战斗，如10月12日武昌起义新军占领汉口、汉阳的战斗，10月27日起义军与清军在汉口大智门车站进行的激烈争夺战，11月16日起义军自汉阳反攻二次光复汉口的战斗等等。这是我国唯一一部纪录武昌起义的革命军事活动的影片。《武汉战争》拍成后，于同年12月1日在上海谋得利戏园配合朱连奎的杂技幻术表演映出，鼓舞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武汉战争》作为中国最早的纪录电影，它的拍摄是有时代意义的，它纪录了中国人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英勇斗争的史实，为历史保存了鲜活的资料，也为以后的中国纪录电影的创作带来了有益的启示。

战时中国的电影中心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2月13日南京沦陷，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10月，武汉成为全国的抗战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中心。全国许多地方的爱国文艺工作者纷纷来到这里，形成了武汉抗战时期爱国文化运动的一个高潮。

1938年1月29日，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宣告成立。协会是具有广泛统一战线性质的全国性组织，包括了赞成抗日的共产党、国民党以及抱有各种政治态度的电影工作者。协会第一届当选的71名理事中，有夏衍、田汉、阳瀚笙、司徒慧敏、阿英、陈波儿等党的电影工作者，有蔡楚生、洪深、沈西苓、史东生、袁牧之、孙瑜、赵丹、应云卫、孙师毅、苏恬、万籁鸣等进步电影工作者以及在香港电影界投资拍片的罗明佑、邵醉翁等，还有国民党的电影文化官僚张道藩、方浩、罗学濂、郑用之等。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在成立宣言中表示：“我们得坚强地团结起来，用同一的意志趋向同一的战斗目标”“更使每一张影片成为抗战的有力的武器”。协会还创办了电影杂志《抗战电影》月刊。武汉的抗战文艺和抗战电影，在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领导和推动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从1938年1月到10月，由原来的“汉口摄影场”改组扩充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在汉口完成了《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八百壮士》三部故事片和五十部左右的纪录片、新闻片和卡通歌集片。这些影片几乎都是以抗战为题材的，发挥了战斗的作用。

《保卫我们的土地》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完成的第一部表现抗战的故事片。影片讲述的是被“九一八”的炮火毁了家园流亡到南方洛店的农民刘山，拿起武器，军民合作，共同抗敌的故事。这部影片由史东生编导，吴蔚云摄影，完成于1938年1月。在这部影片里，史东生选取了从“九一八”到“八一三”这个历史时期作为影片的背景，通过刘山夫妇的觉醒，歌颂了反抗侵略、保卫祖国的英雄人民，表达出了当时中国人民要求抗战的民族愿望和爱国主义的庄严主题。影片因及时配合了当时的抗战宣传，受到了社会舆论的热情欢迎。当时在汉口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评论：“这是一部崭新的国防电影作品，它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刺进我们的心坎。”《保卫我们的土地》除了在国内各地上映外，还远赴纽约、菲律宾等地放映过。

继《保卫我们的土地》后，1938年4月，中国电影制片厂又拍摄完成了影片《热血忠魂》。影片由袁丛美编导。影片的故事是围绕着一个旅长和他的家庭展开的。这部影片揭露了敌人的侵略罪行，表现出了爱国军人的爱国精神，真实体现了抗日场景。但在对人民群众的描写上，采取了愚民化的处理，把他们说成是跟不上时代、缺乏民族意识的民众，这是不可取的。影片《热血忠魂》主张抗日是值得肯定的。

由阳瀚笙编剧、王士珍摄影、应云卫导演的《八百壮士》，完成于1938年7月。剧本是根据“八一三”上海抗战中一个真实爱国故事编写的。1937年11月下旬，上海沦陷后，中国军队的将近八百名爱国士兵在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统率下，坚守“四行仓库”阵地，誓死抗敌，由于粮尽弹绝，最后撤退到上海租界地区，被租界当局无理扣留。他们所表现出的英勇不屈的爱国精神，鼓舞了广大人民，也博得了国际正直人士的尊敬。《八百壮士》在大后方上映后，受到了热烈欢迎，很好地发挥了鼓舞人民坚持抗战的教育作用。影片在香港、菲律宾、缅甸等地上映也很轰动。在法国和瑞士举行反侵略大会上映出时，博得一致好评。

除了故事片，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反映抗战的纪录片，也都很好地发挥了宣传鼓动的作用。从1938年1月到10月这九个多月的时间内，在武汉共完成了三集《抗战特辑》、一集《抗战标语卡通》、四集《抗战歌辑》、五集《电影新闻》以及纪录片多部。这些纪录片，许多内容与武汉有关。如《抗战特辑》第三集，纪录了1938年3月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和武汉人民的庆祝游行。第五集《电影新闻》是抗战一周年纪念号，纪录了武汉连续三天的纪念大会和火炬游行，以及献金运动、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典礼等活动。这个特辑，是武汉广大人民抗战决心和意志的生动反映，也是武汉抗战时期党领导的政治宣传工作的一次集中表现。《抗战歌辑》第二集是周小燕唱的《满江红》和武汉合唱团唱的《长城谣》等。这些歌曲配上动画，样式新颖，很受观众欢迎。《电影新闻》出品了《武汉大会战》《中国空军长征日本》等。还有一些纪录片，纪录了冯玉祥、郭沫若等人的抗战演说实况，保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影像资料。这些片子，在新加坡、越南、缅甸、菲律宾等地也都上映过，还通过中苏文化协会，运往苏联上映，也曾在美国上映，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抗战特辑》第二集在英国利物浦上映时，激励了很多英国观众捐赠，支援中国抗战。

世界电影艺术家在武汉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一开始就受到了全世界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一些国际进步电影艺术家也万里迢迢赶来中国，拍摄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新闻纪录片。而武汉是他们的必到之处，武汉这块抗战热土，为他们的电影带来了丰富的素材。

第一个来到中国的是世界著名的荷兰籍纪录电影艺术家约里斯·伊文思。1938年1月，他和他的两位助理带了一架特勃里大摄影机、两架手提埃摩摄影机和两万米胶片，经香港、广州来到汉口。他在汉口停留了六个星期后，获得了前往台儿庄前线的机会。在那里伊文思拍下了日军在台儿庄的罪行，台儿庄收复后居民回到家乡，以及在台儿庄前线的中国军队的镜头。1938年4月中旬，伊文思由台儿庄回到汉口，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等14个团体联合举行茶会，对伊文思来中国拍摄影片表示热烈欢迎。之后，伊文思去西安、兰州拍片，回到武汉后他巧妙地避开监视，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拍摄了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和叶剑英等人的镜头和他们开会的情景。伊文思一行是在武汉会战战事告急时才离开武汉的。伊文思到了美国后，根据他在中国拍摄的素材，编辑完成了长篇纪录片《四万万人民》（又名《1938年的中国》）。影片用重要篇幅，表现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战情景。为了弥补素材的不足，伊文思还把美国记者哈利·邓汉姆1937年到延安拍摄的有关朱德的镜头编辑了进去。在影片配乐方面，伊文思选用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

《四万万人民》曾在美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放映，受到观众极大地欢迎。中国的抗日战争，武汉的抗战生活，随着这部纪录片走向了世界。

伊文思对中国革命满含深情厚谊，他在离开武汉时，还将一架埃姆摄影机和剩余的胶片，赠给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运往延安，为中国共产党电影事业的建立提供了帮助。笔者曾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北京采访了当年曾在延安电影团担任领导的吴印咸，他介绍了从伊文思那里接受摄影机的情景：那是一个深夜，为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他乘坐一辆出租车，来到汉口江边（今一元路至六合路一带），伊文思很快将摄影机交给了他，并用生硬的中国话激动地说：“延安！延安！”。延安电影团用伊文思赠送的摄影机及从香港购来的器材，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纪录片，为中国革命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还有一位是苏联纪录电影导演、摄影师罗曼·卡尔曼，也在1938年风尘仆仆地来到武汉。在这里，他拍摄了许多武汉会战的影像，战时的武汉城市景象，日机轰炸工人居住区，中国军队撤离武汉等。他一直坚持工作到武汉撤退时才离开。他说，我确信中国胜利，所以我要继续工作下去，直到中国胜利的一天！

中国电影的武汉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的1961年，由武汉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制片厂共同摄制的彩色歌剧故事片《洪湖赤卫队》，是武汉对中国电影事业的又一次重大贡献。

影片的故事是这样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洪湖赤卫队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屡建功勋。1930年夏，洪湖地区的彭家墩土豪、民团组织白极会首领彭霸天勾结国民党保安团，进攻根据地。赤卫队党支部书记韩英和大队长刘闯，执行县委战略性撤退的指示。他们根据打入国民党保安团地下党员张副官提供的情报，组织力量重创犯敌，巧袭彭家墩，并夺得敌人的武器弹药。彭霸天不肯善罢甘休，威逼百姓说出赤卫队下落。韩英为救乡亲不幸被捕。彭霸天抓来韩母，企图用母女之情软化韩英，但韩英母女相互支持，毫不妥协。刘闯在失去与领导联络的险恶环境中，仍坚持战斗。敌人派特工王金标做内线，妄图伏击赤卫队，同时又决定处死韩英。张副官闻讯后，冒险救出韩英，自己不幸中弹牺牲。韩英脱险返队后，处死了叛徒，率领赤卫队配合红军主力作战，一举消灭了白极会和国民党保安团。

影片由谢添、陈方年、徐枫导演，湖北省实验歌剧团的王玉珍、夏奎斌主演。影片既保留了原歌剧的唱段和唱腔精粹，又充分调动电影艺术的表现力，展现了洪湖地区优美的自然风光。片中“洪湖水啊，浪呀么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的华彩乐章，脍炙人口，在全国甚至海外广为传唱。它还受到了我国老一辈革命家的赞誉，周恩来总理就曾亲自指挥大家演唱，场景激动人心。

《洪湖赤卫队》是将歌剧搬上银幕的成功之作，获得了1962年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音乐奖。2005年入选“中国电影百年百部名片”。笔者作为这次活动的评委之一，深感这部影片受欢迎的程度。作为歌剧故事片，它的影响力，在同类影片中，至今没有超越者。这是武汉电影的光荣，是武汉对中国电影的深情奉献。

作为电影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武汉的城市影院建设，也为中国电影的整体进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12年，法商在汉口法租界（今蔡锷路一带）建设的百代大戏院是武汉第一家专业电影院。随后，1917年俄商在汉口的一元路开设维多利亚大戏院；1918年法商开设威严大戏院；1924年意商在兰陵路开设环球大戏院；1927年汉口商人陈立夫（又名履福）在汉景街（一元路口）开设世界影戏院；1929年刘玉堂和华侨江顺德、谭芹生合股10万银元，建设光明大戏院；1930年陈松林耗资8万银元建上海大戏院。这些从事电影放映的影戏院，在当时的条件下，各种设施都处于领先地位。新中国成立后，武汉城市影院的建设和改造，在全国各大城市都处于前列。1997年8月，位于武汉市汉口新民众乐园的环艺影城竣工开业，这是全国第一家把电影院开进大型休闲购物中心的影城。同年12月，位于汉口粤汉码头“外滩”的鑫乐银兴影城开门迎宾，该影城共有六个放映厅，1383个座位，具有健身健美、休闲娱乐等多种功能，它和环艺影城一起，标志着武汉的电影放映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如今，全国已有多家电影院线在武汉建立了上百家多厅影院，江城武汉成为中国电影最重要的“票仓”之一。

武汉对中国电影有着说不完的故事，诉不尽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