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氏在汉企业的代表人物—李国伟在武汉的日子-下载亚博app

荣氏企业，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一个极令人注目的家族。20世纪初叶，荣氏家族选址汉口开办的福新五厂和申新四厂，是武汉近现代史上盛名远播的荣氏在汉联合企业。他的创办人，是荣氏企业创立者荣德生长婿李国伟。李国伟在汉经营“福五”、“申四”长达30多年，是荣氏在汉企业的代表人物。

汉口创业

李国伟，名忠枢，1893年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其父为清光绪年间进士，英年早逝，后家道渐落。李国伟6岁启蒙，1907年由叔父李静涵资助到上海澄衷中学读书，1908年考入震旦学院，1910年因交不起学费被迫退学，在家自习英语，同年考取唐山路矿学院（西南交通大学前身）的学膳免费生，攻读土木工程。1915年7月毕业后先后辗转在柳江煤矿矿建铁路、陇海铁路等地担任测量、绘图、副工程师等职。1917年在时任无锡商会会长、堂姑父华艺三的撮合下，与荣德生的长女荣慕蕴结婚。从此，李国伟与荣氏家族结下不解之缘。

李国伟、荣慕蕴夫妇在汉口

荣氏家族，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一个极令人注目的家族。荣宗敬和荣德生两兄弟创立的荣氏企业，是旧中国资力最雄厚、规模最宏大的民族企业集团。因其当时在面粉业和棉纺业雄居首位，而有“面粉大王”、“棉纱大王”之称。

20世纪初，荣氏兄弟拟定在国内小麦主产地筹划建设新厂。在考察了山东、河南、湖北等小麦产地后，最终决定在武汉建设新厂福新五厂。

新厂的负责人人选落在了荣德生长婿李国伟身上。李国伟当时供职于徐州铁路分局，他在家人和亲友的劝说下，辞去徐州铁路分局的工作，于1918年冬携家来到汉口，负责筹建汉口福新五厂。

李国伟到汉后，立即投身到新厂筹建中，他选定紧邻汉水和平汉铁路的宗关作为厂址，以利用汉水船运和铁路的便利，减少运费、降低成本；土木工程专业出身的李国伟对面粉业本是门外汉，但在建厂过程中，他慢慢学习积累了经验。第二年10月，汉口福新五厂正式竣工投产，拥有600匹马力发动机1台，美制面粉机2套，钢磨22座，日产面粉6400包。投产后，先期被总公司派往欧美考察实业的荣月泉被任命为经理，李国伟出任协理兼工程师。

为了尽快打开市场，李国伟严把质量关，注重原材料品质，不进潮麦。接受岳父荣德生的意见，针对汉口小麦中混入的杂质多影响面粉质量的情况，安排专人仔细筛选原料；并摸索钻研制粉机工艺，改进其性能提高产量。一开始，李国伟就坚持“福五”走自我发展的道路，产品没有使用荣氏企业在市面上享有盛誉的“兵船”牌，而是另立“牡丹”牌为产品商标。色泽洁白、筋力长、无牙尘的“牡丹”牌面粉上市后大受欢迎，很快就畅销湖北、湖南、江西一带，并通过美商洋行，远销英、荷等国，盈利丰厚。接着，李国伟追加对“福五”的投资，股本由最初的30万元，增加到1926年的100万元。

因面粉布袋消耗量大，而湖北又是全国棉花的主要产地之一，李国伟继开办“福五”之后，计划着手在汉口开办纱厂。纱厂初期投入大，荣家内部对此分歧很大。李国伟的岳父荣德生认为，“福五”开办后虽然效益不错，但股本太小，企业的流通资金一直靠借款运行，上马纱厂，财力不够，另外也没有纱厂方面专门的技术人才。用他的话说是“财才两缺”，坚决反对。

尽管总公司最终还是决定支持李国伟在汉口开办申新四厂，但多人不看好“申四”的前景，其岳父也拒绝入股。办厂资金仅有28.5万元。为了节约开支，李国伟和同学邵心冶共同设计绘图，自己办料自己雇工，厂房用廉价的砖木结构代替造价较高的钢筋水泥结构。到1922年2月，申新四厂建成开工，共用去购地、建房、订购机器以及开办费158万元。巨大的资金缺口，李国伟只好向茂、福、申新总公司和福新五厂支借，其中总公司73.95万余两，福五33.24万余两。成立初期的“申四”产量规模在荣家的申新棉纺系统内位居末尾。

艰难发展

就在李国伟准备大显身手之时，国际国内市场发生急剧变化。1920年到1921年，帝国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战后经济危机，为摆脱困境，纷纷向外争夺市场。刚刚经历黄金发展时期的中国民族工业，很快就迎来了寒冬，棉纺织业更是首当其冲。其间，日资趁机在中国设厂，凭借先进技术工艺，低价销售，迅速侵吞了大部分中国市场。日资纱厂的倾销，很快使国内棉纱市场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纱价急剧降低。而此时，李国伟的“申四”原本订购的英国道勃生厂纱机，遭英方借工资增高要求加价，李国伟遂取消合同，改向慎昌洋行订美制萨克洛威纱机。然美制萨克洛威纱机不适宜粗细混纺，产量非常低。在这处境艰难的时刻，李国伟又遭遇1922开始的连续4年的棉花上涨行情。“申四”自1922年开工生产到1924年，共亏损达36.9万元。

申新四厂原址

“申四”建成后连亏三年，引起福新系统一些股东和少数高级职员的忧虑，他们以“申四”会把“福五”拖垮为理由，向上海总公司提出了卖掉“申四”专办“福五”的建议。与“申四”毗邻的日商安泰纱厂得知此消息后，四处活动，妄图吞并“申四”。李国伟认为安泰纱厂是日货深入内地的桥头堡，“申四”的存亡关系的不是一厂一业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工业的前途问题。在“申四”多数职工的支持下，李国伟坚决反对出卖民族利益的决议，派人赴上海向荣宗敬陈词厉害，最终避免了被日商吞并的危机。

为应对各种挑战，李国伟刻苦钻研纺纱技术，并向美国万国函授学校纺织专业订购整套纺织教材，趁车间停车时对照机器学习，掌握纺织学的基本知识。经过摸索，李国伟突破十六支纱土洋混纺传统，大胆弃用土棉，全部使用洋棉，产量一下跃升到1.2磅，而且废纱减小，纱支的拉力也大大增强，由七十余磅增加到一百二三十磅。经过革新，1925年“申四”的产纱量比1924年增加51%，一挽建厂后的颓势。与此同时，购进织机、添置柴油机传动布机，建造织布车间，所产布匹除供给福五面粉厂袋布用布外，还纺粗细布供应市场。

1931年，汉口大水。李国伟带领“申四”、“福五”两厂职员日夜抗洪，从7月中旬到9月中旬的3个月里，共筑堤5公里，用去麻袋6万余条，临时到两厂堤内避难的人不下三、四千人。确保了厂房未受洪水侵害，生产一直进行。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市场全部落入敌手，日货通过倾销、走私等手段向华商棉纺织企业掠夺。再加上棉花减产，花贵纱贱重现，通货紧缩、市场萧条等众多不利因素的综合影响，棉纺织业处境艰难。

李国伟的“申四”、“福五”相互扶持，解决了部分棉布的销量和资金问题，企业在困境中缓慢发展，到1932年，共有纱锭近3万锭，布机400台。

浴火重生

1933年3月，“申四”因故停机维修。工人在调换天轴的油领时，由于使用蜡烛照明，不慎引起火灾，除栈房和公事房外，厂房、设备全被烧毁，损失惨重。李国伟本人也被汉口警备司令部以火头罪拘留1天，后经律师辩护获释。

这个突来的变故，使李国伟受到沉重的打击。但荣宗敬并未因此责怪他，而是支持他再造新厂。为此，通知申四各股东“除前缴本外，照前缴之数再缴两倍”，另外“筹填新股，以弥前亏和解决以后营运款项等问题”，有股东退股，荣氏兄弟就悉数买入，并追加股本，与原先相比股金增加到了93万元。在强力后援的支持下，李国伟又向汉口中国银行借款210余万，加上保险公司赔付的140余万，开始再造“申四”。

经过一年努力，“申四”重新站立起来了。厂房比之前更大，并通过安利洋行买入当时最先进的拨拉脱纱机2万锭，添置3000千瓦发电机一台和全套锅炉设备，修配纱机2万余锭。1935年，“申四”复工，成为国内一流的大型纺织厂。

20世纪20年代汉口申新纺织四厂的清花车间

1936年，市场一片繁荣。涅槃重生的“申四”恰逢其时，业务蒸蒸日上。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天津、上海等工业较为集中的城市相继沦陷，民国五大工业中心之一、处于长江中游的武汉出现战争刺激下的短暂经济大繁荣。李国伟抓住有利时机，全力组织“申四”、“福五”增加生产，两厂均获得丰厚的利润。1937年，“申四”盈利高达185万元，是1936年的3.8倍，到1938年8月，“申四”、“福五”积欠的约700万元债务全部还清。

坚持内迁

1938年1月2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讨论了武汉纱厂的迁川事宜，为避免武汉纱厂在沦陷后被敌所用，决定先迁5万纱锭到四川，其中“申四”2万锭。

对于是否内迁，荣氏高层有两种不同的声音。此时已经从上海转移到武汉的荣德生认为，“汉口守不住，内迁也没有办法”。对于“申四”、“福五”，荣德生主张按照荣家上海企业的办法，或托庇外商保护，或将机器设备存入英商沙逊洋行栈房内，或“出租”给美商。对政府内迁决定，则是一面借词推托，一面奔走疏通达到不迁的目的。李国伟认为没有了民族工业谈何抗战救国，积极主张内迁并开始着手准备。5月，李国伟亲自入川视察选购厂基，并在6月将2000旧纱锭运至重庆。通过对川、陕两处内迁目的地的比较后，李国伟决定，“申四”、“福五”内迁，除一部分迁往重庆外，主要迁往宝鸡。

8月，“申四”、“福五”内迁运输分水陆两路开始进行。运往陕西机件计有纱锭2万锭，布机400台，日产3000袋面粉全套与3000千瓦发电机座全套，以及一部分纱厂、粉厂厂房建筑材料。迁往四川重庆的有纱锭1万锭，布机80台与日产500袋面粉机全套。内迁过程中，“申四”损失1000千瓦透平发电机全套，纱锭2万锭，布机500多台，漂染整理机全套；“福五”损失日产9000袋面粉机全套和800多匹马力的电动机等。李国伟在武汉缔造的面粉棉纱联合企业损失惨重。

再回江城

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后，李国伟回到阔别已久的武汉。此时的“申四”和“福五”的厂区已是面目全非，战时未及迁走而留在汉口的部分机器，不是被敌人破坏损毁，就是被拆迁劫走。

在李国伟的战后企业发展计划里，武汉占据很重要的位置。还在抗战胜利前夕，李国伟就草拟了一个以“申四”为发展重心的《申新纺织公司战后复兴计划》，该计划除了保留原设在上海、无锡的申新二、三、五、九厂外，拟在郑州、常州、汉口、济南新设申新一、六、七、八厂，计划尤其注重发展申四。虽然这个计划没有实施，但抗战胜利后，李国伟即着手建立以武汉为中心，以川、陕和上海为两翼的企业体系。为此，1946年9月，李国伟将其系统的总管理处迁到汉口。

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主席视察公私合营的申新第九棉纺织厂

李国伟回汉后，首先进行申四、福五的恢复工作，按照国民党政府一切损失可以通过“盟军总部”向日本索偿的允诺，他汇集人证物证，列出清册，提请办理，但受到种种挑剔和责难，最后不了了之。被国民党军队占作汽车修理厂的申新四厂厂房，长期拖延不还，到其正式复工时，已是抗战胜利3年后的1948年7月了。

此外，李国伟大力标买敌产。1946年秋，购买上海纸器厂扩建成宏文造纸公司上海厂；11月购买日资三兴第五面粉厂改建成面粉公司上海厂；1948年1月购买重庆军政部纺织厂（拥有2万纱锭）改为渝新纺织厂；1947年春租用芜湖益新面粉厂改为福五芜湖厂。还购进了敌产上海美华肥皂厂，汉口汉莹冰厂等。

1950年，迁往香港的李国伟毅然选择回归，并先后主动将其开办的企业申请进行公私合营。到1956年全行业公司合营到来时，他把自己开办的所有企业都交给了国家。李国伟先后担任湖北省政府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五届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湖北省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武汉市民建常务委员。

1978年，李国伟在北京病逝，终年76岁。其家属遵嘱将其历年购买的公债28万元如数捐献给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