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路线图：斯蒂格里茨在武汉解读中国“十一五”规划-下载亚博app

约瑟夫·斯蒂格里茨

2006年3月15日，在中国“十一五”规划刚刚通过后的数小时，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里茨就在武汉以超时空的速度对“十一五”规划进行解读。斯蒂格里茨用一句非常中国化的语言评价：“中国的改革发展是‘摸着石头过河’，而‘十一五’规划的出台，使中国又向河对岸迈出了重要一步”。随后，他撰写了《中国的路线图》一文，说：“全世界正看着13亿中国人的生活继续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受聘武汉大学名誉教授

2006年3月15日，一架从大洋彼岸的美国起飞的宽体客机经过长途飞行，凌晨1时降落在武汉天河机场。从机上走下来的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里茨钻进了一辆黑色的小轿车，拐上机场高速公路，飞快地向武昌珞珈山驶去。斯蒂格里茨是受湖北省“世界著名科学家来鄂讲学计划”邀请的经济学巨匠来汉讲学的。下午，63岁的斯蒂格里茨受聘为武汉大学名誉教授，并在该校作了题为《中国“十一五”规划及其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的学术演讲。此时离中国“十一五”规划的通过仅仅只有数小时。

“十一五”规划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十一”五规划的起止时间为2006—2010年。2006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这个规划纲要。该规划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中长期规划，旨在站在新的起点上，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务必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内需主导型发展战略，更加突出地强调产业技术进步战略、制度创新战略和人力资源优先开发战略，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充分有效发挥中国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斯蒂格里茨此次中国之行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应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之邀，为刚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提出专业见解。

斯蒂格里茨在武汉大学演讲中说，在过去的20至30年中，中国在经济方面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可以是一个模式或者范例。多年来，中国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中国已经穿越“河流”，同时也摸到相当多的“石头”。尽管中国依然是一个低收入国家，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八分之一，但以往中国在平衡远景同灵活性以及关注社会和谐方面的成功经验表明，“十一五”以及未来的规划具有光明的前景。“十一五”规划主要阐明中国国家战略意图，明确政府工作重点，引导市场主体行为，是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使中国又向河对岸迈出了重要一步。

斯蒂格里茨长期研究中国经济，是西方学者对中国最了解的人之一，也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抱有良好愿望的人之一。他对中国经济改革抱有深深的感情。30多年前的1981年，斯蒂格里茨第一次访问了中国，那时中国改革开放处于“摸着石头过河”之初，在此后20多年中，他多次来华访问。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时光过去30多年后，中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他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留有深刻印象，并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说：“我第一次到亚洲是1967年，第一次到中国是1981年，我想，当时没有什么人预计到中国在过去30年里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有必要理解这个有历史性质的一个变化。而且我也可以说是对中国经济和其他亚洲经济饶有兴趣的学生。这些经济的成功（东亚奇迹）对我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从这些经济体的成功中获得教益。”斯蒂格里茨以他对中国的了解和热爱、以他渊博的学识和世界眼光在武汉解读中国“十一五”规划。

2006年3月15日，斯蒂格里茨（左）从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手中接过名誉教授聘书

解读中国“十一五”规划

斯蒂格里茨在武汉对“十一五”规划主要内容的核心思想做出总结：即构建和谐社会。如何使经济和谐地发展，是始终贯穿在他的演讲中的内容。

斯蒂格里茨在武汉指出：“中国在‘十一五’规划中重申了对“和谐社会”的强调，我将其理解为对“平衡”的强调，即第一，城乡差距，发达和欠发达地区的差距，以及任何区域内贫富的差距，都应该得到限制；第二，政府和社会其他部分之间应该有一个平衡关系；第三，经济各部门之间应该平衡。这样一个平衡的规划，对于社会和政府稳定以及经济进步而言都是必要的。”

他指出，效率和公平是和谐社会的评判标准。当今衡量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不能只看资本的增加情况，gdp也不再是评判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唯一标准。关于这一点，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均衡”是可以达到的，它意味着效率达到了最大化。但是市场运行良好，并不代表社会就一定是和谐的，而很可能是一部分人过于穷，一部分人过于富。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应该兼顾效率和公平这两大因素。中国在全球上和世界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已经改变，这一点在五年计划中也有真实的反映。中国未来的发展要依靠国内需求而不是出口，这就需要扩大国内消费。实际上，中国面对的问题十分罕见：那就是储蓄过多。人们大量储蓄的背后是因为政府的社会保险计划存在缺陷，加强社会保险（养老金）、公共卫生和教育，将能够减少社会不平等，而同时让人民感到有保障和促进消费。他还进一步说明了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注重公平的社会所取得的经济效益从短期来看，显然是无法与只注重效率的社会相比的。但从长远来看，注重公平对一个国家及其经济发展也是大有裨益的。世界银行的《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说明了人们应该更关注不平等的问题，而不光是贫穷问题。中国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也试图正面解决这个问题。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宣传建立更和谐社会，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具体地描述了实现和谐社会的宏图大计。

在和谐社会的市场建构上，斯蒂格里茨在演讲中认为，市场不是万能的。他提到了“市场失灵问题”。他说要想在中国搞市场经济，首先要符合市场经济的条件——没有垄断，完全竞争。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市场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失灵问题由此产生，而政府的宏观调控就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手段。

谈到穷国和富国的差距，斯蒂格里茨认为不仅仅是体现在资源的人均占有率上。使一个国家的经济领先于世界的首要因素是知识，一个国家落后的真正原因是人力资源的缺乏，即知识水平的不足。中国也认识到，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不只在资源上存在着差距，在知识上也同样有相当距离。因此中国制定了大胆的计划，不仅要缩小这种差距，还要为独立创新奠定坚实的基础。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对于市场经济体制问题，他也有自己的见解：每个国家都可以根据其具体情况运行不同的市场经济体制，只要能够达到其市场经济目标就是好的市场经济体制。他在演讲中说明市场经济的三种主要模式——美国模式、日本模式和德国模式。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他用一句“摸着石头过河”的话予以足够的肯定。他说中国创造“中国奇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进行了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不能全靠自我调整，不可以挂上自动挡就放手不管。如果想确保所有人都能分享市场经济带来的好处，就更不能放任自流。但管理市场经济不是轻松的任务，必须按照经济变化随时进行调整。中国的“十一五”规划意识到，建立服务于市场经济的制度保障，是政府的主要责任之一。

关于改善经济与生存环境问题，斯蒂格里茨说，中国非常清楚，它的经济发展已进入了给环境造成沉重负担的阶段，这个负担甚至让发展难以为继。除非改变方向，不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将最终受到威胁。这也是新的五年计划把环境问题当作重中之重的原因所在。在“十一五”规划中，中国已将该问题置于核心地位——我们只能希望所有的国家都有相应的承诺，为子孙后代保护好环境。在“十一五”规划中，中国对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例如降低单位gdp的排放量的承诺值得嘉许。但中国还可以做得更多。中国作为新的全球领导者行使领导力的重要领域之一，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确立一个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共同的建设性立场。

斯蒂格里茨对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所走过的路持肯定态度。他认为，中国始终比较谨慎地在走全球化之路，在全球化进程中避免了许多危害。他特别指出，中国的制造业发展尤为迅速，中国改变了世界经济竞争的格局，这使得许多西方发达国家不得不面对来自中国的强有力竞争。

斯蒂格里茨坚定地指出：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是综合务实的蓝图和远见卓识的结合，是这个国家过河途径中下一步迈向何方的指南。为此，中国需要如我所说的避开陷阱、拥抱希望。中国过去在平衡战略眼光和灵活务实上取得的成就和对“和谐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令人对十一五规划和未来充满信心。

斯蒂格里茨在武汉还结合“十一五”规划，提出了他对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三点建议：一是要着力创造一个个充满活力的城市；二是要尽快学习国际规则，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税收、保险、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三是处理好经济高速发展与环境资源消耗过度的问题，以期真正实现中国经济健康高速地可持续发展。

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斯蒂格里茨，1943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一个名叫加里（gary，indiana）的小城。这个小城以生产钢铁闻名。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就出生在这里。后来萨缪尔森成为斯蒂格里茨的老师，并为斯蒂格里茨的成长和进步给予了很大的关注。斯蒂格里茨有一个勤奋的家庭，他的父亲95岁才从保险代理人的岗位上退休，他的母亲在67岁时按规定从小学教师的岗位上退休后，又开始教人纠正阅读，一直工作到84岁。在少年时代，斯蒂格里茨就从他的出生于钢铁工人家庭的同学中了解到破产和解雇带给他们的痛苦。这成为他立志学经济学的最初动因。40多年后，有位中国学者曾经问他为什么想读经济学，他说，在他的家乡，他看到很多工人失业及许多社会问题，他希望将来能够对美国社会的和谐和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所以，他才读了经济学。

1963年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斯蒂格里茨在华盛顿参加了美国著名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领导民权运动大游行，在那次游行中他聆听了马丁·路德·金名垂青史的演讲《我有一个梦》，这使他的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激起他成就为经济学家的强烈愿望，并对他塑造为人和善、天性乐观的性格和他成名后力倡公平、公正的市场思想产生了长久的影响。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师从萨缪尔森教授，24岁时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69年年仅26岁的斯蒂格里茨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正教授；1979年36岁的他获得克拉克奖，该奖项用于表彰对经济学作出杰出贡献的40岁以下经济学家。

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斯蒂格里茨提出了著名的“市场信息不对称”理论，由于他对这一理论的巨大贡献，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武汉回答网民说他轻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说：“我也不是一夜成名。”他说，他的“市场信息不对称”理论经历了20多年的检验才得奖。斯蒂格里茨在武汉指出，“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保持10%左右的经济增长率，这在一个小国可能不算什么成就。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就算是非常了不起的奇迹。国外学者不知道这个奇迹发生的原因，最有资格来揭示这个秘密的应该是中国的经济学者。如果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成就，还可供其他国家借鉴。”他预言：“如果中国学者弄懂了奇迹发生的原因，就可能会得诺贝尔奖。”

2001年，斯蒂格利茨（左）博士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斯蒂格里茨对不对称经济信息及市场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也是研究基本经济理论的重要的经济学家，包括对发展经济学、产业组织、公共财政、货币政策、国际贸易理论等。他所著的《经济学》被全球公认为最经典的经济学教材之一，成为继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之后西方又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1997年，斯蒂格里茨的经济理论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开始为中国人所了解。那年他的《经济学》教科书被译成中文，在中国的大学中广泛使用。他的《社会主义向何处去》、《政府为什么要干预经济》两部专著在中国出版后，也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曾任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现执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他的老师萨缪尔森说：“斯蒂格里茨是印第安纳州加里市出来的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斯蒂格里茨在武汉期间，武汉市人民政府设宴接待了他。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年近九旬的谭崇台教授参加了接待，谭崇台教授用流利的英语和斯蒂格里茨交流，并且将他翻译的《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理论》赠送给斯蒂格里茨教授。斯蒂格里茨询问了武汉这座老工业城市“充分就业”以及尽快实现经济转型问题。

斯蒂格里茨执教的哥伦比亚大学

2006年3月16日，斯蒂格里茨离汉去北京。当天下午，出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两会”解读讨论会，发表了关于他对中国“十一五”规划看法的演讲。4月14日，他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文《中国的路线图》。指出：“中国即将执行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中国的经济转型可说是世界历史上最为可观的，旨在改善生活素质，惠及几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人民。五年计划是给经济转型持续运行打下框架。这样的可持续发展和大规模的扫贫努力，是史无前例的”。“全世界正看着13亿中国人的生活继续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