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商行“买办”
刘子敬，武汉人。清末民初汉口著名大茶商、地产商、实业家。21岁开始担任多家外国洋行买办，是近代汉口最年轻的买办，在武汉乃至长江流域名噪一时。积累了庞大的家产，有“汉口首富”之称。然而，在那动荡的岁月，人在中年的刘子敬瞬间从人生的高峰跌入深谷，陷入财源枯竭的境地，折戟于乱世。
承父业，弃学经商
刘子敬，名义方，1884年出生于汉口。由于祖辈几代都在汉口生活，少时的他条件优越。其父刘辅堂，又名刘正堂，靠着俄国人的扶植以及晋商的支持，曾任俄商阜昌洋行买办，自家开有茶坊，控制着茶叶产地的庄号。老汉口有个传说：“先有刘茶坊，再有老汉口”，足见刘家家产宏富。刘子敬早年就读文华书院，1905年21岁时，父亲刘辅堂离世后，弃学承父业做了阜昌洋行买办，成为当时大汉口最年轻的买办。
从小在商界圈里长大的刘子敬，对父亲任买办时的旧属实行“重用三世老臣”的办法，让那些看着他长大的人的位置不变，且执晚辈之礼，全然不摆主子的架子。加上刘家同宗湖南人刘麟郊、刘峻周等人的支持，刘子敬工作起来顺风顺水。那些老人和刘氏家人在刘子敬初涉商海时，给予了真心实意帮助和支持。
刘子敬事业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洋人，他沿袭贴紧洋人的“家传”，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任阜昌洋行买办时，还兼任华俄道胜银行、花旗银行、德华银行及其他洋行买办。有“长江流域第一流买办”之称。
壮家业，名噪一时
刘子敬身为买办，又继承了祖上庞大的家业，但他没有坐吃遗产，而是一步步发达家业。他充分利用前辈创造的条件，但又不拘泥于前辈的做法，看准机会大大拓展亚博yabovip的业务范围，在不长时间就实现了家业的飞跃壮大。
辛亥革命前后，汉口掀起房地产开发的热潮。刘子敬以他敏锐的商业眼光，抓住商机，投资房地产，开发了上百栋铺面房屋和辅堂、辅义、辅德等里分。这些房产，使刘子敬每年收益3万多大洋，且用作抵押，贷款发展实业。并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了茶叶市场。在此基础上，刘子敬开始涉足蛋品行业和纺织行业等更多的领域。
1861年汉口开埠到20世纪初，汉口租界的外国商人开办了大量的洋行和工厂，其中工厂主要有蛋厂、牛皮厂之类的。当时汉口蛋品业大部分为外商所垄断。刘子敬充分利用与洋人的关系，跻身蛋品生产和出口。1912年，刘子敬与他人合资开设华发蛋厂，独资开设汉口发记蛋厂；1918年又与他人合资在河南漯河开设新华蛋厂，1919年独资设中华制蛋公司，并在河南郑州、漯河设新华和中华蛋厂，在外省各地设庄80多个收购蛋品，获利丰厚极一时之盛。刘子敬“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实践，为中国商人树立了榜样。从他开始，越来越多的包括洋行买办在内的中国商人在学习洋人之后尝试自立门庭，独立创业。
20世纪初刘子敬在河南鸡公山修建的别墅
20世纪初，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在湖北兴办企业，创立了湖北纺纱局、织布局、缫丝局、制麻局。从那以后，纺织业就被工商界认为是最能赚钱的行业。一战期间，洋人忙于战争，民族工商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1919年刘子敬与刘季五、刘逸行合资在武昌创办震寰纺织公司（即解放后的“五棉”），因是出资最多的股东而担任主任董事。除了蛋品业和纺织业外，刘子敬还投资45万两银元和王琴甫共同承租白沙洲造纸厂。1920年独资开设义隆公司及义隆油厂，经营桐油出口业务；兼理美商美亚保险公司。
1902年前后英国人在汉口兴建了西商跑马场。为挽回权利，刘歆生、周星棠、梁俊华、韦紫封等36人于1908年发起组建华商体育运动会，并集资购买地皮3.3万多平方米，修建华商跑马场（今航空路同济医院一带）。1909年华商跑马场建成。1926年，刘子敬任华商跑马场董事长。此外，他还曾任汉口总商会第七、八届会董，中国红十字会汉口分会会长等职，曾办有辅德中学和惠民亭小学。
到20世纪20年代时，刘子敬的事业到达了巅峰，过着有豪车、别墅的风光日子。夏日到庐山私人别墅避暑，家人家佣几十人浩浩荡荡，蔚为壮观。
徒虚名，折戟乱世
尽管刘子敬出身名门，少年得志，眼光独到，事业发达。但在那动荡的时代，注定刘子敬不能笑傲于乱世之中。谁也没有想到，在瞬息万变的商海风云之中，商界大亨刘子敬最早败下阵来，而且一败涂地。
刘子敬作为买办，在各国洋行纷纷进驻汉口时为他带来了财富和身份，但也为他后来随着洋行退出汉口金融舞台，他的生意便不可避免地随着衰败。俄国“十月革命”后，俄商在中国的洋行、银行关门，这首先让刘子敬失去买办的身份。俄国茶商撤退汉口，刘子敬经营的从中国出口到俄国等国的茶砖生意也因此一落千丈。再加上英国、印度、斯里兰卡逐步成为产茶大国，中国对世界茶叶的出口锐减，刘子敬的茶庄茶厂也没有生意可做，刘家财源断了一半。刘子敬担任买办的俄华道胜银行的钱庄倒闭，他的市场形象也随之倒塌。在短短几年中，刘子敬就逐步陷入了财源枯竭的境地。
20世纪初，刘子敬的私人花园旧址（今汉口胜利街同兴里）
刘子敬事业的衰败，其实在其全盛时期就显露出端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与俄国商人巴洛夫合伙经营的一次锑矿出口买卖，船行大西洋时被德军潜艇击沉，损失巨大。1924年前后，他的胞弟在押运中华制蛋公司价值30万两白银的货品到上海时，因参与一场巨赌而将货款输了个精光。刘子敬为了商业信誉，为了保全大买办的形象，将其两件大伤元气的事情捂得严严实实，而秘而不宣的背后却又缺少挽救措施，就使得他陷入了“越难越缺钱，越缺钱越难”的生死劫。在小农经济的社会背景下，刘子敬实施家族式的管理模式，局限其投机沾沾自喜于低进高出的实惠，未能谋划引入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到欧战结束后，列强卷土重来之时，面对危机，刘子敬由于缺少预备这种反扑的意识，缺乏应变准备而败下阵来，折戟于乱世。1928年，刘子敬在庐山抑郁而终，终年44岁。
20世纪20年代，刘子敬在武汉乃至长江流域名噪一时，他的产业王国曾带给他“汉口第一刘”的称号。其传奇经历和故事至今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历史已经作古，然而，刘子敬的沉浮人生对于后人来说，是值得深刻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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