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辛亥革命博物馆—“民国之门”-下载亚博app

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于江城武汉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一举推翻了统治中国260余年的满清王朝，终结了持续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催生了中华民国的诞生，开启华夏文明历史新的一页。辛亥革命引发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系列变革，为中华民族挣脱积弱积贫的复兴提供了历史契机。武昌因此被誉为“首义之区”，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红楼）被尊为“民国之门”。武汉辛亥革命博物馆就是依托“首义之区”内的“民国之门”建立的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综合性博物馆。

历史由来

武汉辛亥革命博物馆，也称武汉辛亥革命纪念馆或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坐落在武汉市武昌区旧城中心地段的阅马场。原址为辛亥首义鄂军都督府，新中国成立后被确定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1年，湖北省在此建立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馆名由时任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题写。2011年，在纪念辛亥首义百年庆典中，该馆迁入首义广场新址，规模形制已大为提升，成为蜚声海内外的辛亥革命纪念中心、文物史迹收藏中心、陈列展示中心和科学研究中心，成为武汉市新世纪标志性景观之一。

地处武昌城的阅马场是清光绪年间湖北巡抚刘兆麟修建的练兵演武操场，也是武科考试的考场，场内建有演武厅和骑兵操练马道，附近驻扎着清军绿营兵马。1907年，清王朝迫于形势宣布仿行“君主立宪”，设立咨政院和咨议局，各省争相效仿开设咨议机构。1909年，湖广总督陈夔龙利用阅马场上的演武厅旧基修建了湖北咨议局大楼。该楼楼高两层，砖木结构，面阔73米，进深43米。楼体以花岗岩为台基，砖砌承重墙，墙面饰有附加柱、柱斗以及垂花、垂木和束莲等图案花纹，屋顶正中间有教堂式钟楼，颇具欧洲议会大厦风格。大楼平面呈“山”字型，后方正中为会议大厅，前方两翼是门厅和办公室，门廊两房有回车道。会议大厅有席位132个，从前至后呈斜坡形，以讲台为中心排成扇状，厅后及两厢另设席位。因整幢大楼红墙红瓦，民众常称其为“红楼”。大楼周边的矮墙环绕形成院落并建有“议员公所”（抗日战争时期曾被毁），其间便道迂回、花坛整列、女贞夹道、塔柏成行，幽静中显现瑰丽。

1911年10月10日晚，驻守在武昌紫阳路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革命党人在反清起义指挥机关遭破坏，起义机密泄露，清廷军警大肆捕杀起义成员的危急关头，由该营革命党人熊秉坤率先发难，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他们在控制局面后呼啸而出，一举夺取了清军楚望台军械仓库。随后，城内各旗士兵及南湖炮队、马队和辎重、工程营起义部队纷纷响应，陆续穿过中华门（现起义门）聚集于楚望台。经过一夜激战，起义部队连克城内清廷大小衙门，守城清军全线溃败，武昌蛇山警钟楼顶第一次悬挂深红色的九角十八星旗。次日，起义革命党人一边清剿城内残余清军，一边向原湖北咨议局汇集，商议组建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北都督府事宜。

时总指挥吴兆麟及原湖北咨议局部分议员及绅商代表提议，推举原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出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都督，原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任民政总长。议定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北都督府（下称鄂军都督府）设在湖北咨议局大楼办公。

其后，黎元洪在此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都督黎”的署名发布第一张布告，宣布废除清宣统年号、建立中华民国、改用黄帝纪元，实行五族共和政体，规定国旗为九角十八星旗并通电各省共襄义举、彻底推翻满清帝制王朝。短短数日间，鄂军都督府先后发出《传檄全国电》、《布告海内外人士电》、《谕湖北各府州县及自治公所电》、《通告各省城镇乡地方巡警电》、《檄各州府县文》、《宣布满清罪状檄》和《致满清政府书》等文电，安定了民心，鼓舞了士气，使中华民族建立民主共和体制的理想率先在湖北变成现实并得到湖南、陕西、江西、云南、山西等13省的相继响应，给早已风雨飘摇的清王朝以致命打击。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远东第一个共和政体——中华民国正式成立。不久，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北京黯然下诏退位，统治中国2000余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从此寿终正寝。辛亥武昌起义正是这场历史变革的源头，鄂军都督府（红楼）则是当之无愧的“民国之门”。

展馆巡礼

鄂军都督府旧址陈列

鄂军都督府旧址陈列以中华民国鄂军都督府旧址（红楼）为载体，复原和再现了鄂军都督府设立之初的机构格局和陈设，营造出武昌首义期间紧张激烈的氛围。陈列厅悬挂的《格局图》显示：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北都督府下设参谋、军令、军务、民政、外交共5个部。另有都督起居室、总监察长室及各部稽查长室。就是这样一个简洁的政府机构竟出人意料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鄂军都督府会议厅就是原湖北咨议局议事堂。1911年10月11日，就在这座扇形大厅内，原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被武昌起义革命党人，部分咨议员及绅商代表推选为鄂军都督府都督。

会议厅主席台左侧陈列着鄂军都督府发布的第一份文告。当时，黎虽被推为都督，但对革命尚存疑虑，拒绝在文告上签名。革命党人李翊东见状就代其在文告上签了“黎”字，才使文告得以发布。文告签署的日期是黄帝纪元4609年而非清宣统年号。原因在于起义革命党要推翻清朝帝制，建立炎黄天下，故以传说中汉人祖先黄帝的年号纪元。鄂军都督府第一份文告的发布稳定了局面，鼓舞了民心，也造成了黎元洪担任都督的既成事实，为其后来明确支持武昌起义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主席台正中悬挂着一面九角十八星武昌起义军军旗。该旗深红色底面上铺排18颗黄星，代表山海关内18个省份的炎黄子孙。红色表示鲜血、黑色表示铁（武器），喻意18省炎黄子孙团结一心用“铁血”（即武力）推翻清王朝的黑暗统治，重写中华民族的历史。

1912年4月，辞去中华民国大总统职务的孙中山从南京直抵湖北武汉，4月10日在此发表演说。主席台右侧的图片记录了孙中山到访武汉受到各界民众欢迎的场景。

外交部是鄂军都督府代行中央政府职权的重要部门。武昌起义初期，鄂军都督府就通过外交部向英、法、德、美等驻汉口领事馆发布照会，宣示中华民国的大政方针，争取他们的承认与支持，但他们均持观望态度。直至10月17日起义军与清军在汉口刘家庙激战并取得胜局后，英、法、德、美等国才联名发布一纸公告，只承认起义军与清军是“对等的军事实体”，他们保持中立。即便如此，陈列展示的《中立公告》显示，他们实际上承认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的地位，客观上起到动摇清王朝“一统江山”根基的作用，仍然是鄂军都督府外交部对外交往上取得的一项成果。

都督起居室、会客室和会议室是黎元洪出任鄂军都督府都督初期主持日常事务和生活的场所。据史料披露，武昌起义次日他对担任都督之事一再推辞，被安置在都督起居室内曾经不吃不喝，被人称为“泥（黎）菩萨”。是武汉三镇的光复和各省纷纷举义的形势才促其转变态度、剪去长发、就任了都督一职。都督起居室对门是待卫官室，配有一干警卫人员专事都督的安全保卫和日常起居。孙中山访问武汉期间，曾在都督会议室会见鄂军都督府成员及各界有关人士。

顾问室和秘书官室是都督府的咨询幕僚机构和重要办事机构，鄂军都督府的众多政令文告均经此形成和发布。革命党人宋教仁曾在此起草中国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法典——《鄂州临时约法》，其后成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临时约法》的蓝本。

军事会议室是鄂军都督府专门召开军事会议的场所，武昌起义的重大军事计划多在此决策。革命党人黄兴曾在这里制定阳（汉阳）夏（汉口）保卫战的作战方案。其时，汉口、汉阳已成为武昌起义的主战场。会议室陈示的军事地图再现了当时阳夏战场军力分布状况。参谋部是都督府辖下四大部之一，也曾在此辅佐黎元洪制定有关作战计划。

总监察长室和各部稽查长室是都督府内设的两个监督部门，行使监督一应官员秉公办事和惩治贪赃枉法职责，刘公担任总监察长，此人出身富家，留学日本时加入孙中山组建的中国同盟会，后又创建共进会。1910年回国后，他把家人给他用来买官谋职的2万两银票全部捐给武昌起义革命党人购买武器，深受同人敬佩，被内推为军政府总理，面对鄂军都督府组建中受到排挤却泰然处之。因其“功成不居”的风范，最终被推举为总监察长。出任各部稽查长的蔡济民也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在武昌起义中因率部攻占清湖广总督署为辛亥首义立下战功，被黄兴称为“鄂省军中之巨擘”。刘、蔡的被任用，一定程度显示了鄂军都督府希求为政清廉的愿望。

都督府民政部负责处理军务外的地方行政事务，职权近似于现今的省长。原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因与湖北新军、立宪派和革命党人均有接触，在武昌起义中发挥了积极的协调作用，故被推选为首任民政部部长。

军令部的职责是遵照总督命令发布军令，调动军队，分管军务行政和军队后勤事务，黎元洪曾亲自兼任军令部部长。革命党人孙武、张振武分任正副部长，后蒋翊武也出任军务部副部长，呈现“首义三武”齐聚一部的鼎盛局面。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迹陈列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迹陈列设置在红楼的西配楼内，用近400件展品，包括文物真迹、历史图照、美术作品和图表模型等全景式展现了武昌起义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引发游客的无限思索。陈列共有9个展区（含序厅），内容分为清末的湖北武汉、反清革命的孕育、武昌起义、鄂军都督府的建立、阳夏保卫战、各省响应和纪念武昌起义等7个部分。整个展览以时间为经线贯穿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实，内容环环相扣，形式相对独立，通过文物、图照、模型、场景等展览形式全景式再现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历史全貌，游客了解了这段历史进程，留下深刻而系统的印象。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迹陈列序厅正面是一组与武昌起义相关的人物群像。主题是在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推动下，湖北革命党人领导和发动了武昌起义，画面下方醒目的立体字为1911年10月10日。人物像下的影像取材于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湖北新军攻占湖广总督署场景。

鸦片战争后，面对中国社会的内忧外患，清王朝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主张推行“新政”。湖广总督张之洞就着手从三方面推行“湖北新政”。一是办工厂。最有名的是汉阳兵工厂和汉冶萍钢铁联合企业。二是练新军。在湖北编练一支有别于清八旗的“新”军。新军除了武器装备、服装有新特点外，还大力提倡读书人投笔从戎，为革命党人在新军中宣传起义埋下了伏笔。到张之洞离任时，湖北组编了第八镇（师）和第二十一混成协（旅）两支部队，共计约1.5万人。三是兴教育。新政期间，湖北开办了许多以传授西学西技为内容的新式学堂，当时流传的《学堂歌》“湖北省，二百堂，武汉学生五千强”，足以说明湖北教育的兴盛。此外，还派遣大量留学生赴日本、美国、西欧求学，其中尤以派赴日本为多，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生中湖北籍位居第一。后来参加辛亥革命的黄兴、宋教仁和吴禄贞等都是海外留学生。张之洞推行的“湖北新政”，客观上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准备了条件。

清末湖北的反清革命发端于1900年的自立军运动。首领为唐才常、傅慈祥等人，他们密谋发动“勤王”运动，以逼迫慈禧太后归政光绪，推行君主立宪制。但事败后唐、傅被杀，吴禄贞远赴日本得以侥幸逃脱。在日本，吴与留学生们见到孙中山并接受了革命思想。他们或创办报刊鼓吹革命；或接受指示回国起义；或创办革命团体联络同志，发动军队。于是，湖北的第一个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在张难先、朱元成等组织下成立了。继科学补习所而起的革命团体是日知会，首领为刘静庵，后来因叛徒告发被捕入狱折磨致死。张难先请画家张善子画了一幅刘静庵的画像寄托追怀之情，后又请许多民国的名人在画像旁题辞，右上“正气长留”为孙中山的儿子孙科题写，“英威不朽”则是同盟会成员、书法家于右任的手笔。

日知会后，湖北革命党人成立了十几个革命团体，并在辛亥年间逐渐归流为两个齐头并进的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文学社社长为湖南人蒋翊武，湖北共进会会长为汉口人孙武。这两个团体都以发动军队投身革命为革命方略。经过湖北众多革命团体的努力，武昌起义前夕湖北新军1.5万人中已有5000多人加入了革命党。

1911年夏秋间，四川省爆发了保路运动，清政府紧急调派湖北军队入川镇压，武汉城防因此相对空虚，大大鼓舞了湖北革命党人举行起义的信心。在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推动下，文学社、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组成统一的临时指挥部策划起义，起义计划得到了黄兴的赞同。革命党人为起义预备了军旗、印信、钞票，只待时机成熟。

武昌起义的爆发和一件突发事件密切相关，这就是宝善里炸弹案。1911年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秘密机关配制起义用的炸弹，捣药用力过猛导致爆炸，孙武面部炸伤被送往医院。屋内的滚滚浓烟引来俄租界巡捕的搜捕，他们从房中搜出起义用的文告、旗帜、印信及革命党人花名册并将其送交清廷湖北当局。湖广总督瑞澂下令按名册捕拿革命党人。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于当晚相继被捕，10月10日就义于湖广总督署东辕门。10月10日晚8时，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响起武昌起义的第一枪，起义士兵在共进会代表熊秉坤的带领下冲出营房，奔赴楚望台军械库领取枪弹，并推举吴兆麟为起义总指挥。吴兆麟下令打开中和门（起义门），迎接炮队进城，并兵分三路围攻清湖广总督署。经一夜激战，督署被炸，湖广总督瑞澂仓皇逃窜到“楚豫”兵舰，第八镇统制张彪也望风而去。次日凌晨，十八星旗插在了警钟楼头，武昌起义取得成功。

武昌首义消息传出后，次日汉阳、汉口相继起义，汉口还成立了以詹大悲为首领的汉口军政分府；省内汉川的梁钟汉发动起义，随即刘英、刘铁兄弟在京山发动起义；革命党人还以武力光复了荆州城。

清廷对武昌首义大为震惊，急派陆军大臣荫昌、水师提督萨镇冰统领水陆大军直抵武汉，并重启袁世凯全权指挥水陆各军。

湖北军政府成立后，3万名武汉市民踊跃投军，未经训练即开赴战场与清军展开殊死搏杀。展厅陈列的敢死队队长黄祯祥所穿血衣，生动地展示了革命军浴血奋战的英勇气概。由于民军依托汉口街巷阻击，清军统领冯国璋悍然下令放火焚烧汉口，使繁华街市变为焦土。

革命党领袖黄兴听到武昌起义消息，立即乔装改扮，乘船赶到武汉前线，部署对清军的反击战。其后，军政府在阅马场举行盛大的拜将仪式，由黎元洪委任黄兴为战时总司令负责阳夏战守事宜。展厅保存的由天津泥人张制作的黄兴蜡像反映的正是当年都督拜将的情景。

陈列展里有一张叫张竹君的女性照片，她是上海红十字会会长，武昌起义期间组织了一支民间医疗队准备驰援武昌义军。正好此时黄兴苦于无法迅速赶到武汉，张竹君就将其化装成红十字会的医生及时带到目的地。张竹君的医护队在阳夏战场出生入死，救护伤兵、收殓尸体，其事迹被武汉民众广为传颂。

11月27日汉阳失守。阳夏战争虽以清军得手、义军退驻武昌而告终，但革命党人以万余身躯血战41天吸引了清军的主力，为各省的独立赢得了时间。最先响应武昌起义的是湖南和陕西，其后江西、山西、云南等省相继光复。各省起义的领导者有山西都督阎锡山、云南都督蔡锷、江西都督李烈钧、沪军都督陈其美等人，给腐朽的清王朝最后一击。1911年12月29日，海外归来的孙中山在南京举行的中华民国大总统选举中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并于1912年元旦宣誓就职。与之同时，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袁世凯的威逼下，于1912年2月12日黯然下诏退位，统治中国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从此终结。清王朝的黄龙旗残损滑落，而被颁定为中华民国国旗的五色旗则冉冉升起，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金銮宝殿今犹在，座上不再有帝王”的新的历史时期。

轶闻故事

首义之夜：城外大火与城内枪声

1911年10月9日上午10时许，汉口宝善里14号起义总机关一片繁忙，共进会负责人孙武正检测起义用炸弹，不料火药着火引起爆炸，同室的革命党人李作栋连忙拿出一面九角十八星旗为孙武包扎急送医院救治。他们前脚出门，循声而来的租界巡警就包围了机关，起义人员花名册、旗帜、印信和在场革命党人被押解至清廷当局。当天下午，清廷就按照花名册疯狂搜捕革命党人，三镇多个起义联络点惨遭破坏。10日凌晨，被杀的革命党人彭楚藩、刘复基和杨洪胜的头颅悬挂在武昌城头，武汉三镇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消息传入湖北新军，各营革命党人既悲愤又焦虑，怀着鱼死网破、拼死一搏的决心，加紧策划各自的起义应变之策。

10月10日下午3时左右，驻防武昌城外塘角的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所属炮队辎重营革命总代表李鹏升接到城内传出的信息和“今夜决动”的纸条，迅速与炮队十一营蔡鹏来、工程营黄恢亚等密定当晚10时由辎重队点燃马革房举火起事，炮工队响应，工程队掩护并派人通知城内各营，见塘角火起便共同行动。下午6时许，李鹏升看见炮队十一营与辎重、工程队官全部集中到炮队营署开会，各营监管空虚，当即决定炮、工、辎三处革命党人联手提前起义。6时零5分，革命党人罗金玉射杀排长郭某，李鹏升乘机抢来子弹当场分发。蔡鹏来点燃蚊帐烧起马房第一场大火并攻克了工程队。随即击毙几名顽抗军官冲进炮营中队排长室用棉被衣物引发第二场大火。工程营黄恢亚等看见信号立马在营内举火响应。一时间，辎重队马房、炮队排长室和工程队营房三处火光映红夜空，各营革命党人和起义士兵呼啸而出，汇集一处向武昌城内进发。驻扎武昌城内黄土坡新军工程第八营守卫着军械库且已有40%的军士秘密加入革命党，是武装起义提供武器弹药的重要力量。面临宝善里爆炸案等突出事件，革命党工程八营总代表熊秉坤紧急约商营内党人确定：10月10日晚全营第一次点名至第二次点名之间（约晚7时至9时）鸣枪为号同步举事，夺取军械库，占领楚望台。晚7时许，工八营二排长陶启胜查夜发现革命党人金兆龙荷枪实弹行动异常，便上前缴枪并发生扭打，室内另一革命党士兵见状开枪打伤陶，闻声赶来的熊秉坤再发一枪击中陶腹部，清脆的枪声划破夜空发出起义信号。整装待动的各处革命党人闻声而起，呼啸而出，企图弹压的官兵死于乱枪。熊秉坤吹响集合警笛，领着50余名起义士兵冲出营门，左队革命党人马荣、罗炳顺等100余人鸣枪响应，占领军械库与熊部汇合，不多时，楚望台下兵士云集、人声鼎沸。经协商公推左队队官（连长）吴兆麟任起义军临时总指挥，熊秉坤辅之。吴兆麟当机立断，命令熊秉坤等分三路进攻湖北总督署，金兆龙率部攻克中和门（起义门）接应炮队，辎重队等革命党人进城。

孙武刻印的故事

1911年12月1日下午6时许，武昌阅马场鄂军都督府军务部长孙武接到洪山宝通寺司令部护理总司令蒋翊武打来的电话，拿出一份盖有都督黎元洪印样的文件，对身边的高楚观说：“你赶快到长街（今解放路）上请人刻一枚黎元洪的印章。就按文件上的印样刻，千万不要走样，越快越好！”

原来，是日下午6时，英国驻汉口领事葛福在汉阳失守、民军失利的形势下，派领事盘恩携带拟好的“停战协定”条款到武昌请都督黎元洪盖签。不巧，这天都督府因被炮火击中，黎元洪揣着大印避到距武昌90里外的葛店去了。

在洪山总司令部接待盘恩的是蒋翊武、吴兆麟，盘恩说：“贵部自起义以来，秋毫无犯，我辈十分赞赏。目前，武昌城天天遭受炮击，鉴如城内百姓痛苦万状，我们约请各国驻汉代表共同会商，建议双方暂且停战3日，现在清方已经同意停火，我特来武昌面谒黎都督通知此事。只要将我带来的这份停战协议盖上黎都督大印，停火就能生效。”蒋吴二人知道大印已被黎元洪带走，吴兆麟忙搪塞说：“黎都督因城内火灾迁到刘氏祠堂办公，离这里有十多里远（其实只有一里多路），我们马上派人把大印取来。请阁下在此休息，顺便吃顿晚餐再走不迟。”吴兆麟出面张罗“便饭”应付盘恩，蒋翊武乘机将此事通知城里的孙武尽快找人刻一枚都督印章。一个小时后，孙武来电说印已刻好，这时盘恩的便饭也吃完了。吴兆麟便备了一乘小轿送盘恩向城内都督府军务部进发。到了都督府，已是晚上9点，停战协定由蒋翊武、吴兆麟略作修改后签订，孙武拿起大印重重盖上。午夜12点，盘恩收起公文，乘船返回汉口。

停战协定约定，从次日上午8时起停战3天。后来期满又先后续订了3天和15天，范围扩大到所有两军交战地区。1912年1月上旬，清军撤离汉口、汉阳，以武汉三镇为主战场的南北之战至此结束。

九角十八星旗的故事

在武汉辛亥革命博物馆的大门上悬挂着两面“九角十八星旗”，它们是辛亥革命乃至中国近代革命史的象征和见证。这样的旗帜，曾经在武昌首义成功后翻飞在武昌城上空。

“十八星旗”全称是“铁血十八星旗”，又称“九角十八星旗”。长宽比例为8:5。图案由红底、黑九轮角和18颗小黄圆星组成。红底、黑九轮意寓“铁血精神”，表示决心用武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分布于九轮角上下的18颗小黄圆星，代表当时内地18省人民，示意国家统一，民族和睦，前途光明。该旗初为反清革命团体共进会的标志，于1907年共进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时确定。

1911年5月，为筹备武昌起义，共进会第三任会长刘公在武昌雄楚楼10号（共进会秘密机关）寓所召见湖北中等工业学堂赵诗梅、赵学诗和陈磊3位学生（均为共进会成员），向他们布置制作“十八星旗”的任务。由此开始，3位学生每天下午放学后到刘公寓所，秘密放大、绘制与剪裁旗样，经刘公审定后，由共进会骨干邓玉麟送裁缝店秘密缝制加工。武昌起义前，已缝制18面“十八星旗”，存放于汉口宝善里14号的共进会机关。另有2面因旗杆套未做好留在店内。

1911年9月24日，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部署起义，确定以“十八星旗”作为武昌起义时统一使用的军旗。10月9日，共进会湖北分会会长孙武在汉口宝善里14号配制炸药时，不慎爆炸受伤。在场的李作栋顺手拿起一面“十八星旗”为孙武包扎伤口并送其就医。起义用的文告、旗帜等因爆炸案的发生落入敌手。10月10日晨，彭、刘、杨牺牲，李作栋奉命秘密携带为孙武包扎伤口的“十八星旗”，由汉口到武昌南湖炮队，并于当晚随南湖炮队进城。10月11日晨，起义军光复武昌城，李作栋将这面“十八星旗”高挂在武昌汉阳门城头警钟楼楼顶，这就是倾覆清王朝的第一面革命大旗，被后人称之为“首义之旗”。

1911年10月11日下午，中华民国鄂军都督府成立，确定“九角十八星旗”为国旗。负责缝制旗帜的邓玉麟等人取回起义前留在裁缝店的2面“十八星旗”悬挂在鄂军都督府大门两侧，成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确定国旗为意寓“五旗共和”的五色旗，遂宣布“十八星旗”停止使用。当年6月，经临时国会参议院议决，将“九角十八星旗”中间加缀一星改为九角十九星转定为陆军军旗。但反袁护法战争后，这面军旗便未再使用了。

中秋举义成憾事

“八月十五杀鞑子”是流传民间的关于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的传说。因元、明两朝统治者均非汉人，因此当时的老百姓都称其为“鞑子”。清朝末年，各地民众已对丧权辱国的清王朝忍无可忍，希望用朱元璋“杀鞑子”的方式推翻其统治，建立一个五族共和的新政权。

1911年9月24日，湖北武昌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依照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宗旨合而为一，组建了起义总指挥部，制定了实施方案并初步定于当年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在武昌起义。

不料，开会的当天（24日）下午发生的一件事打乱了整个部署。那天，湖北新军南湖炮队中有士兵因事离营，营内的好友便摆酒宴为其饯行。正当众人把酒话别的兴头上，闯进一队官对他们横加指责并要严惩一应酗酒者，席间两名革命党士兵不服，冲进枪械间抢枪抗拒，事败逃离。编制张彪闻知派人追捕，营内革命党人暗中酝酿提前起事，经孙武、刘复基调停才得以平息。此事一出，工八营气氛骤然紧张，社会上开始流传“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言，有小报甚至编出“刘武记月饼店”的月饼里发现革命党起义联络暗号的消息，闹得三镇满城风雨。惊恐不安的清廷当局宣布从10月3日至7日全城戒严，取消新军官兵的中秋节休假，严禁士兵出营活动，同时急调楚豫号和建威号军舰驰驻武昌江面，升火待命以备不测。这种高压态势持续到中秋节后才渐缓解。

革命党人开会情景复制图

据史料披露，“八月十五杀鞑子”计划未能如期实施，除了南湖炮队聚餐引起清廷警觉之外，还有原定主持起义的黄兴、宋教仁等未能由上海赴汉以及配合起义的湖南革命党准备不足，要求延期等原因。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仅隔几天，辛亥武昌首义的枪声就震惊了神州大地。

辛亥首义军歌

1905年，由武昌文华书院国文教习张纯一作词、英文教习余日章谱曲的一首《学生军军歌》深受学生欢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成功后，被誉为《首义军歌》广为传唱，这首歌曲共分3段，每段9句再现反复5句，其歌词如下：

愿同胞，团结个；英雄气，唱军歌，一腔热血儿，意绪多，怎能够坐把国事蹉跎！准备指日挥戈，好收拾旧山河，从军乐，乐如何！从军乐，乐如何，怎能够坐把国事蹉跎，准备指日挥戈，好收拾旧山河。

对天演，烈风潮，争优胜，武士道，兢上舞台高，精神好，为国民重新铸个头脑！争得神州天晓，纪念碑立云表，操操操，休草草！操操操，休草草，为国民重新铸个头脑，争得神州天晓，纪念碑立云表。

齐昂昂，整顿了，好身手，讲兵韬，任他千钧担，一肩挑，新世界能够造得坚牢！便是绝代人豪，浩然气薄云霄，身价儿，比天高！身价儿，比天高，新世界能够造得坚牢！便是绝代人豪，浩然气薄云霄。

由于这首军歌慷慨激越，富有时代气息，充满战斗精神，很快由湖北革命党人编印散发以宣传革命。此歌曲一经推唱，军学界竞相传唱，并远播江苏、浙江等省军队和学校，流行甚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