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大地的忠诚卫士:郭沫若在武汉的革命活动和文学创作-下载亚博app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郭沫若是一座耸立的高峰。他以丰富的经历、渊博的学识和卓越的成就，成为一个集革命家、文学家与学者于一身的伟大人物。郭老一生曾10次来到武汉，从事革命斗争和文化活动，特别是北伐战争和抗战时期，郭沫若在三楚大地上，和江城人民休戚与共，并肩战斗，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具光彩的难忘岁月。扬子江边刻印着他永不磨灭的历史足迹……

郭沫若

铮铮傲骨

大革命汹涌澎湃。1926年9月，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兼行营秘书的郭沫若，随北伐大军直逼武昌城下。在围城攻坚的激烈战斗中，他不仅组织宣传鼓动，帮助绑扎云梯，还冒着枪林弹雨参加作战。他挥笔写下的“宾阳门外长春观，留待千秋史管彤”等诗句，成为一个翻天覆地年代的历史写照。

汉口攻克后，郭沫若任政治部汉口办事处主任。由于时局未稳，民心浮动，他立即率人查封了两家反动报馆，组织成立了新闻检查委员会和一些民众团体，开展声势浩大的革命宣传，不久舆论改观，秩序井然。接着他顺应工人意愿，公开逮捕了罪大恶极的工头郭聘伯并主张就地正法，受到群众拥护，三镇震荡，民意沸腾。可是郭沫若的革命举措，却受到总司令部“不懂策略”的责难。他愤慨地说：“为爱全一位著名的工贼，而失掉几万工人群众的信赖，这样的‘策略’，我真是不了解。”愤然提出辞呈，和那些投机家们开展斗争。

1927年4月，北伐风云突变，当郭沫若获悉身居北伐总司令的蒋介石制造了“九江事件”和“安庆惨案”后，他奋笔疾书，在武汉《中央日报》上发表了讨逆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颗重磅炸弹爆响了，舆论哗然。不久又发表《我脱离蒋介石之后》，对武汉国民党中央对蒋的妥协深表不满，表明了自己坚定的革命立场。这两篇在武汉连续发表的文章义正词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推动了全国的反蒋斗争，也成为郭沫若政治上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这年5月，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淹没在血泊之中后，郭沫若满腔悲愤，决定离开武汉。告别江城前，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风哟，你能摇动

我的船

不能摇动我的心

纵使是樯摧舵折

我也要向前迈进

武汉是我的爱人

我为她甘愿牺牲

赤化的黄鹤楼

要永远屹立江滨

诗歌表达了他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也倾诉了他对武汉的热爱之情。两篇文章的发表，中外震惊，群情激奋，蒋介石大为恼怒。郭沫若随即被当局以“趋赴共产，甘心背叛”及“无可宽假”的罪名被严令通缉，郭沫若被迫流亡东瀛。

从1927年到1937年，郭沫若在日本度过了整整10年。他和妻子佐藤富子（即安娜）居住在千叶县须和田，沉潜在甲骨、金文和古代史的研究中。身处异乡，他没有一天不怀念自己的祖国和亲人。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郁达夫等的帮助下，经过艰难险阻，1937年7月27日下午3时，郭沫若怀着对故国桑梓的赤子之情，从日本秘密回国，投身抗日战争。

猎猎大旗

1938年1月9日，郭沫若在辗转上海、香港、广州之后来到武汉。抗战初期，随着京津失陷、沪宁沦落，地处长江中游的武汉，一度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由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成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作家云集，期刊荟萃，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正在酝酿和兴起之中。全国各地汇集而来的文化工作者虽然“都有一个共同的意念，要把文化的触角尽量往民间伸去”，可是由于“并没有什么严密的组织”，因此，文化宣传与创作出版都带着不同程度的盲目和混乱。组织起来，团结抗日，成为当时社会舆论和文艺界的急迫呼声。时代和人民都翘首企盼继鲁迅之后出现一位力擎大旗的人物。这年初夏，根据周恩来（1937年12月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到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并参与领导中共长江局的工作。1938年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建议，中共中央在党内作出如下决定并下达到党支部：确认郭沫若继鲁迅之后为中国文化界的领袖。历史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了这一决定的适时和正确。在八年抗战洪波和三年解放战争中，郭沫若是率领文化界人士披荆斩棘，奋勇前进，始终飘扬在斗争最前列的一面光辉旗帜。

1938年春，周恩来（前排左三）、郭沫若（前排左四）与第三厅部分工作人员合影

一踏上武汉这块沸腾灼热的土地，郭沫若就被卷进了抗日工作的洪流，出席会议，发表演讲，接受采访，应约题词，他四处奔波，应接不暇。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唯一报纸《新华日报》即将出版，风尘仆仆的郭沫若就在到汉的当天为《新华日报》创刊题词。3天后的报上，“发动全民的力量，从铁血之中建立新的中国”酣畅遒劲的两行大字赫然醒目。郭沫若的到来，受到各界人士的注目和人民大众的欢迎。1月13日，他高兴地接受《新华日报》记者慧琳的采访。谈他到武汉的感受，对于如何“保卫大武汉”，他指出：“上海的失败已经给我们一个教训，单只军事防守还不够，必定要广大的民众来配合；单只提口号还不行，必定要切实地兑现，目前的问题，还是在于组织民众，保卫大武汉运动必须有这样切实的工作基础。”语中肯綮，一开始就把目光集聚到民众的宣传、发动、组织上，并以此为基点，展开了他在武汉10个月的战斗。他又应邀为保卫武汉题词：“恢复十年前的精神，保卫大武汉”，大革命时期武汉斗争的热浪又一次回荡在他的心头。

战时的武汉，救亡歌声飞扬，戏剧演出盛行，洋溢着国共合作后全民抗战的新气象。郭沫若深受感染，倍觉鼓舞，他在报上兴奋地谈论抗战前途：“只要全国一致，决心抗战到底，则民族的光荣前途，自然不成问题。”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使他看到了战乱中民族复兴的希望，对于胜利充满着必胜的信念。在武昌的“广西学生军营”，他发表了《日寇之史的清算》的讲演，以严峻的历史，痛斥日寇的侵略；在汉口“女青年会”上，他发表《女子是人类美好的一半》的讲演，用热情的召唤，鼓励妇女奋起。在报纸上，他奋笔疾书，写了《日寇残酷心理的解剖》、《把精神武装起来》、《战时宣传工作》、《抗战以来日寇的损失》、《纪念台儿庄》、《鲁南胜利之外因》等一系列政治论文，纵谈形势，广察民意，剖析敌情，鼓舞士气。郭沫若在武汉的10个月中，大型公开演说20次，为各报刊、团体活动题辞17幅。

尽管会议、讲演、编制计划、审视工作、草拟文件等公务羁身，作为文化领袖的郭沫若，仍然把自己最大的注意力放在文艺事业的建设上，和文艺界保持着广泛而经常的联系，当全国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酝酿的日子里，他写作《文艺与宣传：为庆祝“文协”的成立》，论述文艺界大团结的意义，指出文艺的伟大力量，为“文协”的成立大声疾呼。在“文协”成立前夕，他发表“统一文艺战线，巩固精神国防”的祝词，为“文协”的成立欢呼鼓掌。1938年3月27日，郭沫若兴致勃勃地出席“文协”成立大会，一杆文艺界团结的大旗在敌机轰炸声中树起。会上，他作了激情澎湃的发言：“我们要牺牲一已自由求民族之自由，牺牲一已生命求民族之生命，不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还要鞠躬尽瘁，死而不已！”他的讲话如急风暴雨，震撼全场，赢得了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他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被推举为“文协”理事。对于“文协”，他感情厚笃，把它团结作家的广泛性称作“作家团结的豪华版”。此后几乎每届周年他都要撰文祝贺。他十分关心各种抗战文艺团体的建立和发展，竭尽自己的影响给予支持和帮助。在一阵短时的沉寂之后，许多文艺刊物相继在武汉创刊，郭沫若怀着欣喜之情，先后为臧云远主编的《自由中国》，叶圣陶、宋云彬主编的《少年先锋》，蒋弼主编的《战地半月》，田汉、马彦祥主编的《抗战戏剧》题签题词。他还为许多报刊撰写文章，有力地支持这些文艺刊物在艰难苦斗中崛起。

1938年2月初，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领导的“孩子剧团”（前身为中国少年儿童艺术团体）历经风雨，辗转3000余里来到武汉。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举行的欢迎会上，郭沫若看到小难民团结友爱、勇敢坚毅的精神，深受感动，泪花满眼。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深情地说：“我希望你们在困苦和磨难中长成起来，中国要跟着你们一道长成起来！”语重心长，表达了对孩子们的深切关怀和无限期望。其后又几次去“孩子剧团”的驻地看望，关心着这些少年文艺战士的成长，他派老共产党员陈乃胃担任指导员，派常任侠担任语文教员，曹荻秋为英文教员，到“孩子剧团”讲课。当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要强迫收编“孩子剧团”时，郭沫若力挽狂澜，坚决抵制，经过斗争，最后终于由他任厅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收编。郭沫若又派辛汉文将“孩子剧团”接到武昌昙华林的第三厅驻地，从此“孩子剧团”就一直跟随第三厅战斗。郭沫若对这件事是十分高兴的，在许多年之后，他写道：“孩子剧团的隶属于第三厅，是在筹备中完成的，我自己认为是最满意的事。”他还直接参与了第三厅10个抗敌演剧队的组建工作，这支宣传队伍，历尽艰辛在全国巡回演出，是抗战时期文艺宣传的一支劲旅。

他多次参加关于文艺问题的座谈会和笔谈，发表过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刊登在《自由中国》第2期上“抗战以来文艺的展望”的笔谈，就抗战文艺的特征和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提出了切实适时的意见，有力地指导了抗战文艺工作的开展。《抗战与文化》一文，分析了文艺肩负的历史责任，针砭了文化工作中的种种弊端，陈述了“在抗战期中，一切文化活动都应该集中于抗战有益的这一个焦点”的看法，曾有过较广泛的影响。9月1日，郭沫若刚从前线部队慰问归来，又风尘仆仆出席范长江主持召开的“中国记者节纪念会”。会上他说：“以前用刀刻木为书，所以硬；后来用毛笔写了，所以显得软弱；现在已经用钢笔了，新闻记者应该发挥他的钢性，做政治工作的人，容易腐化，你们应该用钢笔来刺一刺这些人的背，以便使其前进！”幽默风趣，发人深省。30日在“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举行的“抗战中的文化工作问题”座谈会上，郭沫若谈到：“以后文化的路子，不是单单将技巧提高，相反为了创造大众的文化，将更加通俗，非将文化水准通俗化不可。”寄托着对青年记者的殷切希望。10月，武汉已处于日寇炮火的封锁之中，行人稀少，街市萧条。19日傍晚，郭沫若参加炮火中的祭礼，主持“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会”，在充满怀念中深刻指出：“鲁迅精神，是无论如何不妥协，不屈服，对恶势力抗争到底，直到他生前最后一天，还不曾磨灭和减低斗志，这是鲁迅伟大的要素。”号召大家向鲁迅学习，抗战到底。他还题词著文，深切悼念这位历史巨人。

1938年北新书局出版的郭沫若著作《全面抗战的认识》

在武汉战斗的10个月中，郭沫若虽政务繁忙，但未忘笔耕，创作发表了诗歌《高尔基万岁》、《双十节挽歌》、《唯最怯懦者为最残忍》、《弹八百壮士大鼓词》、《满江红》，文艺论文和杂文《纪念高尔基》、《持久战中纪念鲁迅》、《笔的三阶段》、《戎机零件》、《中国会成为法西斯蒂国家吗？》等，这些作品，对当时蓬勃展开的武汉抗战文艺，无论是理论建设，还是创作实践，都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拳拳赤心

当历史的风云从眼底飘过去40多年后，著名剧作家阳翰笙回忆当年在武汉和郭沫若并肩战斗的生活，仍然思绪万端，感慨无限。他深情地写道：“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国统区从事过文化斗争的人们，无不知道郭沫若任厅长的政治部第三厅。第三厅是抗战初期国共第二次合作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所属的一个部门，但实际上由中共长江局和周恩来直接领导，第三厅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集中了当时国统区文化界的许多代表人物，正因为是人心所系，人才荟萃，发挥了战斗作用，它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它团结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一致抗日，是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

郭沫若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简称第三厅）的活动无疑是他生命史上的一座突出的山峰。当年他从广州来到武汉的原因有二：一是1938年元旦，他在广州接到在武汉的陈诚的电报：“有要事奉商，望即命驾”，二是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同志都在汉口，多年分别，渴望一见，因此“决定到武汉去一趟”。但当他得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恢复，国民党方面不过是装潢门面，收买人心，而在人事安排上，排斥共产党人，一味安插亲信时，他愤怒地说：“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不愿就任第三厅厅长。直至1月底，第三厅难产。陈诚黔驴技穷，2月6日在宴请郭沫若的餐席上，突然宣布举行所谓“第一次部务会议”，委任特务头子刘健群为第三厅副厅长，企图造成既成事实，强加于人。郭沫若一眼看出其中蹊跷，申言“自己还没充当第三厅厅长的资格”，拂袖而去，坚不就职，当晚出走长沙，给了国民党顽固派当头一棒。2月26日，郭沫若接到周恩来的亲笔信返回武汉，国民党当局同意在工作计划、人事安排、经费预算等项上作出让步，郭沫若在周恩来的劝说下决定就任第三厅厅长。在周恩来的直接参与下，他和阳翰笙、田汉等一起，投入了组建三厅的草拟计划、编制预算、设置机构、聘请人员的紧张工作。

郭沫若出面主持第三厅工作，是众望所归。4月1日，一个团结了思想界、文艺界、学术界著名人士的第三厅正式成立。各种人才，济济一堂，集结在抗日救亡的大纛之下，时谓“名流内阁”，称极盛焉。在郭沫若的具体组织指导下，尽管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刁难、限制和破坏，第三厅在武汉还是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宣传工作。4月7日至13日，郭沫若有条不紊地全面指挥了“扩大宣传运动周”活动，他用热情洋溢的演说，拉开了这次声势浩大宣传运动的大幕。4月7日他在开幕式上说：“我们有最大的诚意，与必死的决心，我们要和前线将士抱一样必死的决心，把我们精神武装起来！我们要一声的呼号摧毁敌人的心胆！”当晚在10万群众火炬游行的队伍中，他走在前列，振臂领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10日的歌咏日，他即兴演说：《来它个“四面倭歌”》，点燃起声撼云天的万人大合唱。整个宣传周期间，郭沫若日夜驱驰，四处奔忙。这次“扩大宣传运动周”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领导展开的第一次空前规模的抗日宣传活动，它以冲决时代沉寂的呐喊，使得“在刀光血影下已经窒息了整整十年”的武汉复苏了。在抗战一周年纪念时，郭沫若又力挫陈诚等国民党要员散布的武汉“民气低落”的滥调，决定举办“献金活动”，在几经周折终于获准后，郭沫若亲自拟具计划，并主持献金活动的始终。7月7日，这个饱含着中国人民屈辱和标志着抗争的日子，当8个献金台揭幕后，武汉三镇沸腾了，各种各样的人群，包括衣衫褴褛的人力车夫、码头工人、报童、佣人等，带着各种各样的物质和金钱首饰、纸币铜钱，涌向献金台。万头攒动，川流不息，人与人之间在竞赛，台与台之间在竞赛，出现了一个“献金狂潮”，为了民族的生存，武汉人民奉献出一颗颗赤诚的心。原定3天的献金期在群众的要求下，不得不延长到5天。10年之后，当郭沫若寓居香港，回忆起他在武汉的这段经历，仍然十分感动地写道：“新闻界是尽了宣传的能事的。那些时日的武汉报纸保存着极丰富的、令人感激得流泪的纪录。可惜这些资料，我在目前不能得到，我不能写出些更具体的事实来，使未身临其境的朋友同样感泣一下。”而事过40年后，笔者从尘封的当年报刊中找到了这些弥足珍贵的记录，不妨简略地摘抄两段，它比我们的描绘更具有历史的实感。

1938年7月8日的武汉《扫荡报》这样记载着当年献金的情况：

络绎不绝的民众自动上台捐助了，这里有工人、有老太太、小孩与妇女，而最令人兴奋得几至泣了的，是一位六十多岁的北平流亡来的老者，他叫傅部周，是靠着贩卖长生堂的无极丹来度日的，接连来了三次，捐助了一角九分。一个叫黄泽盛的大汉，拖着三十八把大刀，流满了汗上台来嚷道：“我没有别的东西，也没有钱，这儿送上几把刀给弟兄们杀鬼子去吧。”总理铜像前，一位每天在人行道旁哀求苦叫的乞丐，腿断了，凭着两截上腿蹒跚着走，腋下还夹着一卷残破的芦席，在右手上拿了五分钱，慢慢地爬上台来，把五分钱投到箱里，脸色非常的沉毅而坚决，他不愿讲自己的名字，他低着说：“我是残废乞丐，这一生是不能为国家到火线上打仗了，我是愿死也不做亡国奴的。”

1938年7月10日的《扫荡报》这样记载着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献金情形：

张贴着第八路军四个大字的一辆汽车，风驰电掣地开到了总理像前，这时候3个士兵排着行列，由一个十二岁的士兵领导着，跨上台来，呈献了节省的伙食费5元。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6位参议员，到了江汉关前，除了代表中国共产党呈献1000元之外，又各自地献上了150元。接着周恩来、叶剑英两氏，又赶着前来，一个捐了240元、一个代表八路军献了1000元。

……一直到晚上七点，献金的人还是江水似的涌来。

最后总计献金数目高达100万元，后来用这笔钱购买了大量的物资，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前线。这次献金是一次自发的极其盛大的民意测验，它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可战胜的意志和力量。

郭沫若领导下的第三厅，除主持了“扩大宣传运动周”和“七七周年纪念”两项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大型宣传活动外，还举办过“雪耻兵役扩大宣传周”、“九一八”七周年扩大宣传周等。积极参与武汉抗战文化工作，协助和协调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等十几个全国性文艺抗敌协会的工作。第三厅筹建的“全国慰劳总会”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慰劳活动，当年《三厅第五处九月份工作概况》的报告称，在一次发动各地征募活动中，就征集棉背心400万件，旧寒衣500万件，有力地支援了前线。第三厅战地文化服务处和设在各战区的分站，将大批的抗日宣传品送到了与日军浴血奋战的前沿阵地。第三厅第五处编印的《前敌》和《士兵》两份周报，在战火纷飞的艰苦环境中，坚持出刊，深受广大士兵的欢迎，鼓舞了抗敌将士的斗志。对日宣传和国际宣传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第三厅第七处在9月份曾开展外语播音16次，编发的《日寇暴行录》画册，曾寄往英、美、加拿大、埃及、巴勒斯坦等世界各地，对日播音节目每周都有鹿地亘（日本进步作家）、绿川英子（日本世界语学者和作家）轮流一次的广播演说，编发的《敌军损失一览表》、《郭厅长告日本将士书》、《国际反日援华大事记》等反战传单，和中国士兵反击的子弹一起，倾泻在日军阵地上，引起了敌军的极大恐慌。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在武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第三厅和郭沫若成了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阳翰笙这样说：“第三厅是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这是公允恰当的历史评说。

1938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在武汉讲演

心心相印

扬子江边的日日夜夜，斗争是激烈的，工作是繁忙的，然而郭沫若始终生活在战友和同志们温暖的友爱之中。他从广州到武汉，第二天就被叶挺将军拉到太和街26号“新四军办事处”下榻。当时叶挺肩负党的重托，从延安来到武汉，会集8省游击健儿，出任新四军军长，负责汉口新四军办事处的组建工作。两位老友阔别既久，如今朝夕相处，常常促膝深谈，彻夜不眠。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现实使他们痛心疾首，满怀忧愤；群情激昂，日益高涨的抗战声浪又使他们满怀热望，激动不已。一天，他们又在一起畅谈，越谈越激动。郭沫若再也坐不住了，站起身来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看看站在面前的这位戎马倥偬、壮怀激烈的将军，想着他少小从军、七载征战、十年流亡的经历，不禁百感交集。他猛地走到桌前，哗啦展开一张大纸，饱饱地蘸上一笔浓墨，不假思索，飞龙走蛇地题了“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几个字，写成一轴条幅赠给叶挺。这是叶挺将军最喜爱的《论语》中的语句，叶挺大声读了一遍，四目相对，两人都爽朗地笑了。这张珍贵的条幅，叶挺一直把它挂在自己的住房。皖南三年，出生入死，须臾不离，高悬居室之中作为座右铭；茂林惨变，身陷囹圄，他刻画于狱壁之上，鞭策自励。这轴条幅不仅是他们友谊的信物，也寄托着郭沫若矢志抗敌的决心。

到汉的第二天晚上，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屋子里，欢声笑语，一片欢腾，郭沫若在这里见到了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博古、董必武、林伯渠等人，畅叙别情，纵谈国事直到夜深才依依而别。郭沫若和周恩来更是亲密无间，情深谊长，他们曾同住于珞珈山上和汉口租界（鄱阳街1号），他们一起共商大计，运筹帷幄，一起出席会议，巡视工作。2月，在他坚辞不就第三厅厅长之职时，周恩来婉言相劝，晓以大义；5月，在他工作受到碍难心情焦躁时，又受到周恩来的亲切开导。7月17日，是郭沫若从日本返回祖国投身抗战一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在珞珈山的郭沫若寓所，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三厅同人参加的纪念会，胡愈之、邓颖超、田汉、洪深等老朋友和“孩子剧团”的3位小代表都来了。客室挤得满满的，在由衷的赞许和美好的祝愿面前，一向善于辞令的郭沫若却感动得说不出话来。简单然而深情的小小纪念会，春风般温暖着郭沫若的心。周恩来的帮助和支持，对郭沫若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1978年5月27日，郭沫若在他一生最后一篇文章《衷心的祝愿》中满怀深情地回顾说：“五十多年，周总理在政治上、思想上、艺术上都是我的良师益友，曾经给予我许多难以忘怀的指示和帮助。”武汉时期的共同战斗，是他们友谊诗篇中重要的一页。

9月底的武汉，全市已沉浸在“保卫大武汉”的反侵略怒吼之中。22日那天，时任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朱德将军，因军机要事突然乘机从华北前线来到武汉。郭沫若与朱德在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分别，11年后，不期在这将要陷落的孤城邂逅，惊喜异常。当晚，他们在鄱阳街1号抵足而眠，度过了难忘的一夜。第二天清晨，朱总司令匆匆北上，临行之前，赠诗互勉，“重逢又别，相见——必期在鸭绿江边”，以抗战到底的决心握别。每当回忆起和朋友们这一段相处的时日，郭沫若无限怀念地说：“浓厚的友情，闲适的休息，是永远也值得回忆的。”

1938年10月24日，武汉沦陷前夕，硝烟弥漫，火光冲天，城市在敌人密集的炮火的包围中，各机关、人员均已先后撤往重庆。郭沫若和胡愈之作为第三厅的最后一批人员，仍然坚持在战斗的岗位上。这天清晨，他为《扫荡报》写了一篇最后的社论《武汉永远是我们的》。他说：“我们的武汉并不是对于弗朗哥的马德里，而是对于拿破仑的莫斯科！”饱含着依依惜别的深情，表达了收复失地的决心，在参加了一个会议后，他又驱车汉口市区查看了撤离武汉时的对敌宣传工作。当他看见前几天经他拟好的标语：“兵士的血和生命，将军的金勋章”，“武汉是日本侵略者的坟墓”，字大如斗，已高悬于水塔之上，才满意地笑了。这天傍晚，他和周恩来在江边握别上船。25日清晨轮船解缆离汉，结束了他在武汉10个月的战斗——这天，也正是武汉沦陷的日子。武汉人民永远铭记着在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里，郭沫若是保卫武汉、战斗到最后的一名英勇的卫兵。

深深眷恋

“东湖昔曾居，至今犹向往。”郭沫若是无法忘却武汉的。1954年3月8日，他在一首题为《咏武昌东湖梅花盆栽》的诗中表达了深深的眷恋之情。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多次到武汉视察访问，参观游览。1957年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郭沫若专程来汉致贺，献诗一首，临江吟诵，他激情澎湃的声音回荡在辽阔的楚天上空。1961年9月他乘船顺江而下，“浑然一梦下荆州”，到武昌探访当年的旧居，兴致勃勃写下“一别珞珈廿二年，旧庐寻觅费盘旋”的七律一首。1966年7月16日，郭沫若在武汉乘船观看群众横渡长江，挥毫写下《水调歌头·看武汉11届横渡长江比赛》，描绘了万人竞渡的壮阔场面：“……战歌壮，晴光好，大桥横。豪情奔放，万岁欢呼天地惊。回看人群岸上，挥动彩花乱舞，锣鼓镇雷霆。”

……这是郭沫若有生之年最后一次莅临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