搏击时代风云:茅盾在武汉的文化宣传活动-下载亚博app

茅盾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响的第一声冲天炮算起，中国新文学长途跋涉，已经走过了70多年艰难而曲折的路程。如果要建立一座文学的纪念里程碑，那么，在这座纪念碑上，人们将怀着尊敬与感激，镌刻上一个辉煌的姓名——茅盾。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省桐乡县乌镇人。中国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者，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从1916年从事文学活动以来，在65年漫长的文学生涯中，满腔热情地追求革命，歌颂人民，无限愤怒地鞭挞黑暗反动势力，创作了数百万字的杰出作品。他以开拓者的辛勤劳绩，和许多新文化运动的先辈一起，披荆斩棘，开创了现代文学的新时代，成为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学巨匠之一。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重要历史关口，茅盾先后四次来到武汉，与江城人民休戚与共，并肩战斗。扬子江边，洒落着他炽热的鲜血和辛勤的汗水，刻印着他奋斗与前进的坚定足迹……

力挽狂澜 搏击时代风云

1926年12月，茅盾受中共中央派遣，从上海来到北伐高潮中的武汉，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坐落在武昌城郊的“两湖书院”，大门上“军令如山，党纪似铁”的对联，字大如斗，赫然在目；院子里，“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等标语，如烂漫山花开满墙壁。来自全国各地的1200多名青年正在这里受训和学习。学校分政治和军事两科，对讲课内容并无一定的章程。茅盾就针对当时的实际，采用瞿秋白编写的社会科学讲义，给青年学生讲授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等专题。由于他常识丰富，谈吐不凡，讲课结合实际，深入浅出，受到学生欢迎。

20年代的文坛，沙漠般沉寂。作为文学家的茅盾，并没有忘记他的老本行，为了亮起文艺的烛光，执教之余，他邀约了孙伏园、陈石孚、陶希圣、顾仲起、梅思平、樊促云等10人组织了一个文学团体“上游社”。社址就设在武昌阅马场福寿里26号茅盾家里。“上游社”是一个松散的同仁文学社团，并无什么章程，实际活动也不多。影响较大的是文学社编辑了《上游》周刊，附在《中央日报》中由孙伏园主笔的“中央副刊”上，因此又称《中央副刊星期特别号》。在1927年3月27日的《上游》上，他发表了为顾仲起的诗集写的《〈红光〉序》。文章评述了诗集的成功与不足，指出：“《红光》本身是慷慨的呼号，悲愤的呓语或者可以说是标语的集合。……但是在这里——空气极紧张的这里，凡是这样奇突的呼喊口号式的新诗，才可算是环境产生的真文学。”希望诗人不断努力“从标语式文学发展到更完善的新形式的革命文学”。此外，还于同期发表过一篇政治文章《最近苏联的工业与农业》。后来因为斗争的需要及社会活动的繁忙，茅盾只好放下了文艺家的竖琴，拿起了政论家的笔杆。他曾不无遗憾地说：“这就我在武汉时期的文学活动：发起了一个团体，写了一篇文章。”

工农运动的发展如扬子江潮，浪涛汹涌。但在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下面，蒋介石已在南昌纠结反动势力，磨刀霍霍，图谋叛变革命。为了更好地占领舆论阵地，扩大革命宣传，1927年4月，茅盾接到上级通知，调到汉口《民国日报》担任总主笔。搬到汉口歆生路德安里一号的报社编辑部居住。

当时的武汉，是全国瞩目的新闻中心，记者往来不绝，消息风流云散。影响最大的两张报纸是《中央日报》和《民国日报》。前者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机关报，后者由董必武任社长，毛泽东任总经理，报纸的编辑方针和宣传内容则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在武汉的瞿秋白掌握，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的一张全国性大型日报。茅盾一到报社，就整个身心卷进了紧张而繁忙的工作。报纸每日出版对开三大张，有时还增版特刊半张。整个编辑部只有十多人，作为总主笔的茅盾，审阅稿件，确定标题，安排版面，撰写社论，每天忙到半夜。报社印刷所工人很少，特别是排字工人技术很差，为了保证印刷质量，减少差错，几乎每天晚上，他都要到印刷所去指导排版，审看校样，排字间里，常常闪动着他忙碌的身影。

茅盾到报社工作不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发生了，血雨腥风，阵阵袭来，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相继沦为屠场，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的血染红了黄浦滩头、珠江两岸。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政变，激起了共产党人和许多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极大愤慨。武汉的反蒋讨伐，号召东征，鼓动北伐的消息、社论和文章不断地发表。为了给二次北伐的将士壮行色，震声威，在部队出征江南时，他撰文热烈赞颂出征的战士：“在兴奋紧张的欢送情绪中，我们深深地感到昨今两日是中国革命史上最有意义有价值，最光荣的一页……在大智门的欢送，充满了破釜沉舟的决心，直捣幽燕的豪气，预示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面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所掀起的险风恶浪，他大声疾呼：“现在长江下游弥漫白色恐怖，我们须以革命的恐怖来制裁反革命的恐怖！工、农、商、学、兵革命群众联合起来！制裁反革命的恐怖！”

5月，熏风吹来，扬子潮涨，卷起一个又一个漩涡。武汉的革命和反革命力量尖锐对峙，短兵相接，斗争激烈而复杂。三次北伐的队伍逐鹿中原，捷报频传，鼓舞人心。但蒋介石丧心病狂，利用他的羽翼在政治上对武汉国民政府进行颠覆和破坏，经济上加以封锁禁锢，勾结和收买四川军阀向武汉挥戟，各地的土顽乡绅不断骚乱反扑。一时间寒流滚滚，险象丛生，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在严峻的局势面前，茅盾带领编辑部的同仁搏击风云，坚守着脚下的宣传阵地。他挥动着手中的如掾大笔，在5月的一个月中一口气连续写出了《五四与李大钊同志》、《革命者的仁慈》、《袁世凯与蒋介石》、《蒋逆败相毕露了》、《夏斗寅失败的结果》、《英帝国主义又挑衅》、《我们的出路》、《巩固农工群众与工商者的革命同盟》等16篇社论和述评文章，义正词严迎头痛击蒋逆的反革命罪行，指出：“现在出现了一个具体而微的袁世凯第二，那就是蒋介石！……革命的民众加倍努力吧！打倒袁世凯后身蒋介石！”

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南方数省的农民运动曾经迅猛发展，如火燎原。但当反革命的逆流卷土重来时，国民党右派和党内的右倾主义分子的“工农运动过火”的陈腔滥调又喧嚣一时，反攻倒算的阴风恶浪也变本加厉。茅盾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农民运动的深厚感情，他在报纸上增设一个专栏——“光明与黑暗的斗争”，据实报道农村各地反顽势力的骚动和农民协会的反击。他还撰写了《巩固后方》、《整理革命势力》等社论，分析形势，广察民情，痛斥“农运过火过激”的诬蔑论调，理直气壮地为农民运动鸣锣叫好，他满怀喜悦地写道：“农民在乡村中扫除封建势力，建立起革命的秩序，颇有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之风。他们惩治土豪劣绅，原也用了些非常的革命手段，此亦为暴风雨时代巍然的现象，也可说非此则不能铲除封建势力。”

1940年，茅盾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讲课，题目是《中国市民文学概论》

在澄清震动中南数省的“马日事变”真相中，茅盾主编的《民国日报》更是横扫阴云，力挽狂澜，起过重要的作用。1927年5月21日（马日）夜晚，湖南军阀许克祥的部队对总工会和农民总部突然袭击，血染长沙。事后他们封锁真相，制造谣言，诡称“马日事变”是当地驻军和纠察队的误会造成。不久湖南各界请愿团来到武汉，控诉许克祥屠杀工农的反革命罪行。对于“马日事变”的内幕，《中央日报》缄口沉默，不敢声张。茅盾在了解了事变的经过后，不顾阻挠，力排非议，在《民国日报》上连载请愿团的两个长篇报告，亲剧撰写了《欢迎中央委员暨军事领袖凯旋与湖南代表团》、《长沙事件》、《肃清各界土豪劣绅》、《扑灭本省各属的白色恐怖》等四篇社论，声援请愿团的正义行动，斥责湖南军阀的血腥罪行，言之凿凿，毋庸置疑，使“马日事变”的真相昭白于天下。由于反革命的煽动，湖北工农运动遭到反动分子的残酷血洗和镇压，茅盾焦急地指出：湖北全省除四五县外，已成了白色，已成了土豪劣绅的政权，隐隐与国民政府的民主政权相抗衡，这不能不说是极严峻的局面！他大声疾呼：以最大决心来彻底扫除各县土豪劣绅，扑灭各属的白色恐怖，便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刻不容缓的工作！在这些充满焦灼和义愤的字里行间跳动着一颗对大革命前途、对农民命运关切的心。

茅盾以坚定的立场，渊博的学识和切实的工作赢得了同志们的尊敬和爱戴，但却遭到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指责。茅盾遵照瞿秋白和董必武的意见，顶住了来自党内外的压力，报纸仍以大量篇幅发表国内外革命活动和工农运动的消息，公开宣传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右派的阴谋与罪恶，为武汉地区的革命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不久，宁汉合流，形势急转直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为了应付突发事件，茅盾送走了家室，准备了简单的夏衣。7月8日，他给武汉国民政府主席写信，辞去《民国日报》的工作，又为报纸写了最后一篇题为《讨蒋与团结革命势力》的社论，就和毛泽东一起转入“地下”。在一家商行的栈房里隐蔽了半个月后，7月23日，茅盾接到党组织的通知，秘密登上一艘名叫“襄阳丸”的日本客船，撤离武汉。

从1926年底到1927年7月，茅盾虽然在武汉只有半年多一点的时间，但在这里，他“经历了动乱中国最复杂的人生一幕”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躲避蒋介石的追捕，从武汉逃出后，他蛰居在上海横滨路景云里。武汉大半年难忘的斗争生活，时时浮现在他的眼前。在生活的激励和朋友的鼓励下，他花了一年多时间，创作了小说《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描绘了知识青年在大革命前后的思想动态和生活经历。这部小说的取材不少是茅盾在武汉的直接经历，其中《动摇》写的就是大革命时期武汉附近一个县城的故事。复杂激烈的阶级较量和五光十色的社会情态在书中都有生动的描绘。茅盾在回顾自己的创作时说过：“《动摇》的生活素材，取自我主编汉口《民国日报》时所听到和看到的，可以说，我在《动摇》中不过反映了当时湖北各县发生的骇人听闻的白色恐怖的一鳞半爪。《动摇》就是如实地写了革命的失败和反革命的胜利。”不仅书的题材来自武汉，就是“茅盾”这个笔名的缘起还记录着他在武汉的思想脉络。谈到名字的缘起时他说：“1927年上半年我在武汉又经历了较前更广的生活，不但看到了更多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也看到了革命阵营的矛盾，尤其清楚地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大变动的时代的矛盾……大概是带点讽刺别人也嘲笑自己的文人积习吧，于是我取了‘矛盾’二字作为笔名”。1927年9月《幻灭》在《小说月报》第5卷第13期刊出时，编辑叶圣陶认为“矛盾”一望而知是假名，为了避开蒋氏文化警犬，在“矛”字上加了个草头。从此，“茅盾”这个名字成为他终生使用的笔名。

1945年10月，茅盾（左）与老舍（中）、于立群（右）合影

忠勇无畏 谱写革命春秋

1937年7月，抗战军兴，举国振奋，民族解放战争的全面展开，掀开了中国现代史上新的一页。从1937年10月到1938年春天的半年多时间内，茅盾辗转于上海、广州、长沙与武汉之间，为推进抗战文艺运动而奔波繁忙。

1937年10月8日，茅盾因事由上海去长沙在武汉中转，曾逗留一夜。第二天晚上，就登车南下了。长沙事毕，茅盾于10月20日又返程到汉。这次本拟多住几日，以便和叶圣陶及生活书店的徐伯昕，商讨筹办抗战刊物和书店的事，但突然接到夫人的急电，便于10月24日匆匆上路急赴上海。这两次都是路过武汉，行色仓促，来不及从事什么活动。但他看到大革命失败沉寂10年之后的武汉在抗战炮声中复苏，十分希望能在抗战救亡的中心一展身手。

上海沦为“孤岛”后，茅盾于1938年2月8日经香港、广州、长沙，第四次来到武汉，下榻于汉口交通路的一家旅馆内。这次他是应生活书店之请，来汉创办新编大型抗战文艺期刊。到汉不久，他就通过八路军办事处找到当时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向周报告了自己的想法，并商谈出版刊物的计划和他个人在社会上活动的方式等，得到周恩来的指导和支持。经过和文艺界同仁的广泛接触，并和邹韬奋、徐伯昕等人的仔细商议后，茅盾决定创办一个叫《文艺阵地》的文艺半月刊，在“这阵地上，立一面大旗，大书‘拥护抗战到底巩固抗战的统一战线’”，刊物每期5万字，专门发表抗战生活的各类文学作品和评论。虽然后来由于变动，《文艺阵地》于1938年4月16日才在广州正式诞生，但它的酝酿、动议、筹备和创刊号的编辑，却是茅盾在武汉完成的。

茅盾来到武汉的时候，全国的1000余名文艺工作者和近100个抗战救亡团体云集江城。为了将零散的宣传活动汇聚成浩浩荡荡的抗战文艺运动，由周恩来领导，阳翰笙、吴奚如、冯乃超、楼适夷等人参加，着手筹备建立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组织，茅盾又满腔热情地参加了这一工作，为文艺界的大团结四处奔走。他和田汉、阳翰笙、老舍、吴奚如、冯乃超、孔罗荪等人联名发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意》，大声呼号：“希望大家来树起这面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大旗！”1938年3月16日，茅盾出席“文协”临时筹备会，被推举为筹备委员。第一次正式筹备会上，茅盾承担了为“文协”起草历史性文献《致世界文艺家书》的任务。是年3月27日，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由于茅盾在文坛的威望和工作实绩，在成立大会上，他和郭沫若、老舍等人一起当选为“文协”理事。5月，“文协”会刊《抗战文艺》在武汉创刊，茅盾又被推选为会刊编委。在抗战文艺大军的行列中，他始终是一名排头兵。

4月9日，从北平传来周作人叛变投敌的消息，文坛震惊，闻者无不愤怒。茅盾义愤满胸，怒不可遏。5月14日，他和老舍、郁达夫、胡风等18位作家联名发表《给周作人一封公开信》，信中历数其污行秽迹，痛斥周的无耻变节。宣布周作人已成为“民族之大罪人，文化界之叛逆者”，出语沉痛，满纸怒火，义正词严，表达了爱国作家的凛然正气和崇高民族节操。

茅盾来到武汉时，虽只有43岁，却早已蜚声文坛，名闻中外了。对于在抗战烽火中成长的一代青年，他殷殷关怀，谆谆教诲，寄托厚望，精心浇灌着文艺之花。当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领导的“孩子剧团”高举着火红的战旗，餐风饮露，历尽艰辛，从上海来到武汉后，茅盾被这群祖国“小主人”的爱国热情的勇敢精神深深感动了，他特地从繁忙中抽出一天时间，到“孩子剧团”的住地去看望孩子们。他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孩子们排演的自编话剧《咱们帮助游击队》，还慰问了一位卧病中的男孩，对他们嘘寒问暖，和他们亲切交谈。后来又欣然挥毫写下“谁对于民族前途抱悲观的，请看看这一队冲开了敌人的炮火的勇敢、天真、活泼的未来的中国主人。——给可爱的孩子剧团”的题词，激励孩子们在民族解放的风雨中立志成才。回到家里，茅盾奋笔疾书，浓墨重彩地写出了《记孩子剧团》一文。在他流淌着感情波涛的笔端写道：“在洪流中……他们天真、坚决、勇敢、青春的吼声，报告了民族前途的光明！看呀，日本帝国主义残杀了我们民族万千的男女，然而我们民族复兴的后备军已经在炮火中成长。”他盛赞“孩子剧团是抗战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他欣然承诺，担任汉口《少年先锋》杂志的主编，为刊物题词并撰写《珍惜我们民族的未来主人》、《“青年日”速写——国际反战宣传第三日》等文章，表达他对青年的关切和希望。

对于武汉文坛出现的文学青年，他更是关怀备至，奖掖栽培。即便在他远离江城，身居香港的时期，也仍然把关注的目光投射到武汉抗战文艺事业上。武汉的朗诵诗运动勃然兴起，他给予高度评价，盛赞“诗歌朗诵运动就是诗歌大众化的一个方式”。当以《八百壮士》为同一题目的剧本、鼓词、电影在武汉公演时，他兴奋地欢呼：“看哪，文艺各部门普及‘八百壮士’而总动员了！这是文艺史上稀有的佳话！”

有着丰富编辑经验的茅盾，深知“办好杂志，关键在于手中能掌握一批质量高的稿件”。作为《文艺阵地》的主编和发行人，他充分利用武汉作为全国中心的优势，向全国广发信函，八方征文，又在三镇走门串户，广开稿源。他几次拜望老舍，约到了抗战京剧《忠烈图》和大鼓书词《王小赶驴》的稿子；又不嫌路远，不厌其烦，走访叶以群、冯乃超、楼适夷、洪深、罗荪等人，请他们撰文组稿，鼎力相助。这些作家都拿出了自己的精心佳构。为了能在刊物中真实而及时地反映八路军的战斗生活，反映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崭新风貌，他几次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拜望董必武，请董必武提供和介绍有关敌后斗争的稿件。由于茅盾的细致工作，《文艺阵地》在战火纷飞的艰难岁月里，在广州等地支撑近5年之久，出版了7卷共57期，成为抗战时期一份有着重要影响的革命文艺期刊。作为编辑，茅盾向人约稿，身为作家，茅盾又被人约稿。每有所求，他无不应命。他应邹韬奋之约，写下《“抗战文艺展望”之发端》，发表于武汉《抗战三日刊》第45期。文章就文艺界正在讲座的“抗战文艺运动动态和展望”发表了意见，郑重提出“应当研究和拟定抗战文艺工作方案”，因为“唯有了这样的方案，然后抗战文艺能有整齐的阵容，能与抗战的现实血脉相通，然后能有真正反映现实的现实主义文学”。这些意见，对于正在兴起的武汉抗战文艺运动无疑具有指导意义。在武汉，他搜集阅读了不少通俗文学作品和理论文章，特别是读到老舍创作的几篇大鼓书词后，很受启发，感情的激动触发了写作的机杼，他连续写了《关于大众文艺》、《抗战文艺的重要课题》、《关于鼓词》、《文艺大众化问题》等4篇文章，就文艺大众化和通俗文学的重要意义、价值观念、创作方法、社会效果等广泛而系统地发表了自己深思熟虑的看法。茅盾的这些著述，对于武汉的抗战文艺运动和文学创作产生了相当影响，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1938年2月24日晚上，星光闪烁。由于《文艺阵地》出版的紧迫，茅盾告别武汉借道长沙，南下广州，又开始了作家兼编辑的紧张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