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实践者:汉阳铁厂总办郑观应-下载亚博app

一部《盛世危言》，竟让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为之拍手；一种商战理念，曾使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为之倾服。这就是从买办走来、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实践者、致力于中国近代企业的典范、汉阳铁厂总办郑观应，以执著的人生追求赢得的荣耀。

1902年的郑观应

总办汉阳铁厂

郑观应出任汉阳铁厂总办时，已是年过半百了。在他的往昔的人生旅途中，曾任过上海英商宝顺洋行买办、太古轮船公司总理、轮船招商局总办等职，在中国实业界享有盛誉。

1896年5月24日，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6月1日，即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8天之后，郑观应应其之邀担任汉阳钢铁厂总办。

汉阳钢铁厂是湖广总督张之洞花费大量金钱和心血创办的中国第一家大型钢铁企业。1893年建成，规模宏大，装备一流，投资高达千万两白银。

虽然张之洞希望把钢铁厂建设成为洋务运动的楷模，但由于煤矿和铁矿产地距离汉阳较远，运费昂贵，成本居高不下，经营管理不善，冗员充斥，人浮于事，浪费惊人，侵吞盗窃原材料现象严重，加上产品销路不畅，导致钢铁厂负债累累。

为了振兴钢铁厂，张之洞决定实行官督商办，任命当时洋务能人盛宣怀为督办，负责钢铁厂的建设。盛宣怀就任后，立即请郑观应担任总办，负责钢铁厂的一切事物。

郑观应此前就十分关注汉阳铁厂，对张之洞和钢铁厂存在资金、燃料、人才和销路等问题进行过尖锐的批评。来到汉阳钢铁厂后，郑观应首先建议盛宣怀更改企业名称，他说“既改商办，似应易名”。湖北铁政局之名，完全是一副官办企业的名称，这样的名称，“一般商人不敢近观，更不用说招商投资了”。经过商榷和权衡，改为“湖北钢铁厂”。并决定在招商之后，进一步改称“湖北钢铁厂公司”，让其民营的气氛更加浓厚。

为了解决资金紧张的问题，郑观应和盛宣怀以招商的方式募集资金。郑观应拟订了《招商章程》，全面实行招商经营，最开始“招商一百万两”。接着，盛宣怀又发布招商公告，称：“凡我中国仕宦商贾，如有以本督办之言不虚者，即将银送至各省招商局、电报局代收”，再收“湖北铁厂制换股票息折”。从最初的招商记录来看，共从轮船招商局、中国通商银行、电报局、萍乡煤矿、钢铁学堂等处募集了100万两，解决了企业发展的燃眉之急。

郑观应就任不久，便从原材料着手，降低企业成本，实现低成本高收益运营。他赶赴大冶等处查勘，获知大冶有不少好的铁矿，惟恐这些好铁矿被商民买去，“与铁厂争利”，于是“立即派人设法认购，以免后患”。为了做到一劳永逸，他与盛宣怀禀请张之洞“所有大冶县属及武昌、兴国等处，皆产铁矿，请一律归铁厂开采，不准商民私行勘买”。张之洞也给予支持，批复说：“除武昌铁矿，所有兴国、大冶所产铁矿，应准一律由铁厂购买开采。”

汉阳钢铁厂创办入张之洞

郑观应查明钢铁厂每月急需焦炭3200吨，即提出“炼好焦炭为铁厂急务”，除购买开平焦炭外，他还派卢洪昶等到湖南湘潭、宁乡收购无烟煤，就地炼焦，再运回厂。为了从根本解决燃料问题，他建议盛宣怀派出中外矿师勘察煤矿，终于勘定萍乡煤矿。经过开发，所炼焦炭比进口焦炭价格低近三分之一，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

炼铁技术是汉阳铁厂的重点。为了扩大炼铁产量，郑观应对两个炼铁炉进行技术改造，增添成套设备，做到两个生铁高炉同时生产。为了解决炼铁含磷量的问题，提高钢铁质量，郑观应还特地与德国人培德等进行探讨，征求他们的意见。美国工程师堪纳第来到中国后，郑观应又即请教其关于炼炉技术。堪纳第直言，解决生铁含磷量的最好办法是“停止贝色麻，而多造马丁炉”。郑观应马上把这种办法告诉盛宣怀。然而由于当时芦汉铁路急需铁轨，被迫采用短、平、快的贝法炼钢。为降低磷含量，保证钢轨钢柔性，郑观应立即组织人员到大冶、兴国等铁矿基地去挑选含磷量低的铁矿石。

产品的销售问题一直是汉阳铁厂的突出问题。盛宣怀在最初上任时也感叹，“销铁轨，销生铁，自觅生路外，断无自立之策”。因此郑观应在《招商章程》就重点强调“铁厂必须广筹销路”，规定“本省枪炮厂、各省制造厂所需钢铁，自应向鄂厂订购”。深谙商务之道的郑观应，致书盛宣怀：“此举（指承办汉阳铁厂）之能否顺手，视钢轨之购否、焦炭新矿之有无为定衡”，建议盛宣怀一定要首先争得芦汉铁路的修筑权，这样销售钢轨之事就能一举而得。与此同时，他们还不断扩大销路，当得知法国主持修筑广西镇南关至龙州的铁路时，立即致书张之洞，请他联系钢轨的销售问题。不但如此，他们取得沪宁、正太等铁路钢轨的部分销售权。特别是对于销售的客户，郑观应和盛宣怀都非常重视，指出“上海一偶每年约销熟铁二万余吨，约可售银八、九十万两，系属大宗生意，不可不专心考核”。

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郑观应对外国技术人员进行全面考查，辞退了一批揽权恃霸、不称职的“洋工程师”，用重赏的办法招募中国技术人员；对考有外国机器大书院执照及在其厂历练有年的准许担任副总管。他强调无论华、洋技术人员，一律量才使用、优才先用的原则。在厂纪厂规方面，郑观应主持制定了《汉阳铁厂厂规》30条，严格管理纪律松弛、随心所欲、无所事事的人员，改变了全厂的工作作风。

郑观应在汉阳铁厂总办期间可谓尽心尽力，帮助盛宣怀打开了局面，使汉阳铁厂的生产、经营、销售走向正轨，很快出现扭亏为盈。1906年郑观应调任粤汉铁路总办。

买办之星升起

1842年7月，郑观应出身于广东香山（今广东中山市）的一个诗书家庭。他的父亲郑文瑞是一个没有取得过功名的读书人，为了生计，在家乡设帐教书，授徒教子。

父亲的呵护教育，让郑观应聪慧过人。16岁的时候逢童子试，郑观应报名应试。然而清朝科举没有青睐郑观应，而让他名落孙山。这一次考试给郑观应的打击是沉重的，小小年纪的他从此厌倦了仕途。

好男儿志在四方。郑文瑞让儿子郑观应到上海去，到大城市里去磨砺，去增长才智，郑观应将来或许能闯出一片天地。于是，郑文瑞给远在上海的兄弟郑廷江写了一封信，买好一张船票，交给郑观应，让他到上海去寻找他的叔叔郑廷江。

郑文瑞的做法，改变了郑观应的人生。16岁的郑观应独自一人，千里迢迢前往上海，来到这个中国东方最大经济城市。在叔叔郑廷江的帮助下，郑观应很快在新德洋行当学徒。第二年又转至英商宝顺洋行。后来他回忆说，在奔走之劳中，生活虽然酸苦，但萌芽了许多想法，积累了许多经验。

这年冬天，天气异常寒冷。因为工作勤奋自励，郑观应被洋行派至天津进行商务考察。年关的天津，漫天大雪，但在郑观应心里，却有一股暖流缓缓流淌。这次考察中，爱动脑的郑观应提出了自己经营商务的新观点。回到上海之后，郑观应掌管洋行的丝楼，兼任轮船揽载事务，从此正式走上买办生涯。

19世纪80年代，郑观应（前排中）和家人合影

独立的工作更加考验也更加锤炼人。郑观应的英语水平较差，然而现实的工作，让他越来越觉得英语的重要性。他报名参加英国人傅兰雅创办的英华书馆夜校。两年的时间，他不仅学会了英语，而且在学习英语过程中，他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的浓厚的兴趣。这为他人生的辉煌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户。

1868年，宝顺洋行停业，郑观应转任祥茶栈能事。他扩大自己的商务范围，出资与人合伙经营公正轮船公司。1874年2月，受聘为太古轮船公司总理之职，并兼管账房、栈房等。这段时间，郑观应经营能力快速提升。他奔走于长江沿线，不断发展业务，开设了许多商务机构和金融机构，打开了轮船公司的新局面。也就在这段时间，郑观应凭借他过人的心智，开始注意中国的实业，注意中国洋务企业的发展。他不惜重金，先后投资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造纸公司、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都获得了很好的效益，很快跻身于上海名流界。

帮办轮船招商局

郑观应在商界的名声鹊起，引起了当时中国洋务大臣李鸿章的注意，也赢得了洋务要员盛宣怀的好感。在太古轮船公司不断发展的时候，郑观应与李鸿章等的交往开始日益增多。但由于郑观应年纪很轻，作为清廷大臣的李鸿章仍然觉得郑观应还不足以委以重任。

随着太古轮船公司的规模逐渐扩大，效益越来越好，李鸿章认为郑观应是中国洋务运动成长起来的难得人才。

1878年，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札委郑观应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1880年李鸿章正式委任他为织布局帮办，不久又委任他为上海电报局帮办。然而由于郑观应仍然担任太古洋行的重要职务，所以他的精力并没有完全投入到上海机器织布局和上海电报局方面。

1882年郑观应与太古洋行聘期届满，他决定正式脱离太古洋行，为中国所办的企业尽一点自己的力量，于是他接受了李鸿章的聘请，出任上海轮船招商局帮办。当时的上海轮船招商局由于经营管理不善，企业亏损多年，几乎不能维护经营。郑观应受命于危难，决定振奋精神大干一场，为了不负李鸿章的期望，更为了推动中国洋务运动的发展。

上任伊始，郑观应根据自己多年在太古轮船公司的经验，对整个轮船招商局进行了全方位细致的调查和研究，写出了《救弊大纲十六条》，提出拯救轮船招商局的具体方案。李鸿章看到郑观应的改革救弊大纲后，心中大喜，说：“轮船招商局有救了！”

得到了李鸿章的首肯，郑观应便放开手脚对招商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得才善任，选拔有经营才能的人走上管理岗位，建立企业管理的规章制度，设立奖罚分明的条款，购买增加新式设备，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并极力压缩开支，提倡节省增效。同时他积极与太古、怡和两个洋行协商，签订齐价合同，抑制他们为了自身利益而进行的削价竞争。使上海轮船招商局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扭亏为盈，企业的营业额和股票市值大幅度提升。1883年10月，李鸿章擢升郑观应为轮船招商局总办，叮嘱郑观应全权负责轮船招商局内的大小事务。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面对中华民族遭受侵略，郑观应一腔热血再也坐不住了，立即辞去轮船招商局职务，南下广东投身于中法之战。

撰著《盛世危言》

中法战争的失败和商务赔款事件，国家受辱，事业受挫，这一切让郑观应开始进一步思考救国的道路和人生的选择。他回到了离别多年的澳门老家郑家大屋。曾在老家患病治疗3年。处于那个时代的澳门，其盛衰变迁牵动着郑观应对时事的思考，从而引发了他对中国未来的思考，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思考。

从1889年起，郑观应开始梳理自己的人生经历，反顾自己写就的《救世揭要》和《易言》。这些都是他年轻时的人生思考和思想感悟。任职于洋行、参与洋务运动和创办经营近代企业，数十年的思想积累，使他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有了自己的认识，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更让他痛恨清政府的腐败和无能。

政治理想和经济风浪，让郑观应的思想成熟了，对事物的认识更加深刻了，他思考了一些解决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方略。他决心对这两本著作进行精心修订和扩充，提出“救世之方”。在那段时间里，郑观应常常废寝忘食，到1892年，用整整三年的时间，完成了他的“济世之作”《盛世危言》。

1892年郑观应撰写的著作《盛世危言》

全书87篇文章，笔调清晰，语言简朴，感情真挚，全面地阐述了改良之道，提出要战胜西方列强，必须展开商战，培养人才，开设议院，实行政治改革及建设近代工商业等具体措施。他特别强调“商战为本”的思想，第一次提出兵战不如商战，应该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自强之道战胜列强。外洋“以商立国，借商强国，借兵卫商”，我们则应该以“商战对商战”。在人才培养方面，他提出废除八股取士制度，培养新式人才，认为“国之盛衰系乎人，有治法必须有治人”。在当时禁锢的思想界，郑观应的意识是超前的。

1894年，郑观应将这本力作公开出版。此书的问世，恰逢甲午中日战争一触即发、民族危机深重之时，立即轰动了整个中国。京城内外掀起了一股《盛世危言》热，就连光绪皇帝也“不时披览”，并命总理衙门印刷两千部散发给大臣们阅看。

《盛世危言》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巨大的影响。康有为、梁启超在看到此书后，认为这是一部“救世力作”。他们借鉴议会制度，提出改良变法的主张，在全国掀起了变法救国的大潮。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对此书爱不释手，为其中许多措施所折服。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十分喜欢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曾在家中闭门夜读。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说：“常常在深夜里把我屋子的窗子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本书，让毛泽东开阔了眼界，他走出韶山，追寻他的理想事业。

辛亥革命后，年近古稀的郑观应定居上海，开始减少实际工作，转而专注教育，担任招商局公学住校董事，参与创办中国第一所女子学堂。后于1922年5月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