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第一实业家:盛宣怀与武汉-下载亚博app

盛宣怀，中国近代第一官商，中国第一实业家。他在交通、电讯、冶炼、教育、金融、勘探等众多领域有着不凡建树。曾创下11个“中国第一”：1872年，拟定中国第一个集商资商办的《轮船招商章程》；1880年，创建中国第一个电讯企业——天津电报局；1886年，在山东创办中国第一个内河小火轮公司；19世纪70年代，在湖北首次以现代工业方式勘矿；1896年，接办汉阳铁厂，逐步发展为真正称得上钢铁联合企业的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19世纪90年代后期修筑中国第一条铁路干线——芦汉铁路；1895年，创办中国第一所正规大学——北洋大学堂；1897年，创建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同年，创建中国第一所正规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师范班；1902年，创办第一个全国勘探总公司——中国勘矿总公司；1904年，在上海创办红十字会，并于1907年被清政府任命为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1910年，创办中国第一个私人图书馆——上海图书馆。

然而，盛宣怀在一生致力于办实业中，他最为辉煌的是他在湖北武汉用力最大，且磨难最深、倾注心血最多兴办的中国第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

走上实业之路

盛宣怀，1844年出生于江苏常州。太平天国革命军进军江苏的时候，17岁的盛宣怀侍奉祖父母避居苏北盐城，随后辗转浙江、安徽、江西多地。直到盛宣怀20岁时，时任武昌盐法道的父亲盛康将他们接到湖北省城武昌。当时，湖北地处淮北和四川两大盐产地之间，受到激烈的市场竞争。盛宣怀草拟了一个川盐、淮盐统一销售的建议，盛康实施后协调了两大产盐地的销售矛盾，成为清政府“二八分配体制”的雏形。从此，在父亲的鼓励下，盛宣怀致力于“有用之学”。他通过武昌这一南北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汇重镇，接触到很多家乡没有的人和事，对中国实情和官场现象有了全面的了解，“既事事研求，益以耳濡目染，遂慨然以匡时济世自期，生平事功，基于此矣”，为他以后经世致用、洋务吏治等事业奠定了思想和实践基础。

随父在武昌的五六年时间里，盛宣怀按照科举传统系统学习孔孟之道。1866年，盛宣怀回到常州参加武进县童子试，考中秀才。此后，他又在1867年、1873年和1876年3次参加乡试，但都名落孙山。三次应试失败以后，盛宣怀无心科举，决心成就一番功业。他走的路线是通过“做事”进而“做官”，办大事进而做大官，做了大官再办更大的事。

盛宣怀选择的道路，需要有大人物的扶持才能有施展才华办大事的机会。1870年，26岁的盛宣怀被推荐给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做幕僚。他不辞劳苦、谨慎能干，在李鸿章主持的洋务实业中逐渐崭露头角，被李鸿章称赞道“必能干济时艰，为国大用”。从这时，直到李鸿章主持甲午战争失败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激起国人愤怒，被清政府作为替罪羊抛出来，25年间盛宣怀始终受到李鸿章的扶掖，成为洋务事业的主力干将，乃至中国第一代实业家。

19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世界钢铁工业飞速发展和国内洋务运动展开的背景下，国内一些有识之士提出，采用西方新技术开发国内煤铁矿产，兴办钢铁工业。当时主管海军事务衙门的李鸿章奏请清政府，委派幕僚盛宣怀秘密调查中国地面煤铁矿藏，准备创办新式钢铁工业。1875年1月，盛宣怀由李鸿章、沈葆桢、翁同爵会奏保举，获准办理湖北矿务。盛宣怀亲赴湖北查矿找矿，还向时在福建的张鸿禄要求代为寻觅斯米德翻译的《五金矿论》。当他获得此书的第一卷时，真是喜出望外，同时请赫德（时任海关总税务司）和中国驻外使节推荐优秀矿师，前来参加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他认为湖北的煤矿铁矿确有开采价值，于1876年1月，与当地道员李墀明一起写了报告《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试办开采章程六条》致李鸿章，主要内容是：地势宜择要审定；开采宜逐渐扩充；用人宜各专其责；官本宜核定支用；售款宜缴还资本；官煤宜广开销路。李鸿章当年就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李瀚章，札委盛宣怀督办开采湖北煤铁事宜，拨出官款，立即上马。同年，盛宣怀在湖北广济盘塘设立“开采湖北煤铁总局”，雇英国矿师郭师敦查勘湖北煤铁矿藏。1877年7月，郭师敦等勘得大冶有可供开采数十年的铁矿。11月盛宣怀赴黄石港会同大冶知县林佐等对铁山土地产权进行详勘，并以湖北开采煤铁总局名义自民间购得部分铁山土地产权，准备在黄石港东吴王庙旁（今沈家营）设炼铁厂。

为了选择最好的突破口，盛宣怀不辞劳苦地乘小船，涉激流，穿回溪，入深山，力求掌握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当他发现广济一带的煤质并非优质时，又亲自率矿师溯江而上，转到荆州和当阳地区继续勘查。他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曾道及当时的实情：”（光绪三年）九月十九日，自宜昌启程，二十日行抵荆州府属之沙市。职道（即盛宣怀本人）即舍舟登陆，先赴当阳县属之观音寺，会同地方官查明产煤各山，并晓谕绅民……免疑阻生事端。部署既定，职道仍遄归沙市。于十月初七日亲率矿师乘舟，溯沙江、入漳河，时水竭滩多，日行二三十里，至十三日始获行抵观音寺。逐日督率矿师郭师敦等履勘荆、当所属各矿……拟即率该矿师前赴大冶复勘铁矿。”最后勘明，湖北大冶的铁矿“铁层平厚，一如煤层”，而且“邻境俱属富有铁矿”，储藏量不仅量大而且质好，同时在荆门和当阳一带也找到了优质煤，“能与美国白煤相埒”。找到了好铁，又有了好煤，终于在1878年炼出了铁样。

然而，新的问题接踵而来，广济之煤不能应大冶炼铁之需，而新找的荆门、当阳之煤又距大冶铁矿太远，加上运输成本，所需资金大大超出原来预算，导致炼铁成本太高，反而不见得比进口铁合算。于是盛宣怀开始考虑舍弃湖北另找地方再干。然而李鸿章不允许放弃，怕传出去影响不好，松懈了斗志和士气。他对盛宣怀说，如果湖北煤铁“规画难成，不得已而改图北来，议其后者将谓不克取效于南，亦必不能取效于北”，仍旧是死命令，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也不许转移他地，必须在湖北把煤铁办成。盛宣怀心中十分苦恼，退步不成，然而前进又谈何容易。延缓到1884年，李鸿章只好下令裁撤。时清政府规定若项目办不成，则要追回官方投资，追不回的部分由主办人承担赔款。盛宣怀因此规定共赔款1万6千串制钱。

盛宣怀旧宅

接办汉阳铁厂

1889年，清政府为修筑铁路发生了一场大争论，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提出修筑芦（沟桥）汉（口）铁路的建议得到醇亲王奕譞的支持。当年8月，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督修芦汉铁路南段。张之洞上奏清政府，铁路修筑要尽量用中国材料与中国资本，需要大规模开采矿山，并兴建新式钢铁厂轧制钢轨以及其他铁路器件。

虽然盛宣怀在湖北开矿的事业没有顺利开展，但是他从未放弃各种开采前的勘探工作，十几年来一直为开采湖北铁矿做多方准备，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资金。1889年1月，盛宣怀以月薪银500两聘请比利时头等矿师白乃富从事探矿工作。盛宣怀听说张之洞要在湖北兴建钢铁厂，感到非常高兴，于9月13日主动致电张之洞，认为湖北办铁厂“不借洋债，不买洋铁，八年亦可一气呵成”。

张之洞电询盛宣怀有关湖北煤铁事宜。盛宣怀一一作答并提出“先定矿地办法而后照图购器”，以及集中力量先办好一处矿业的建议，消除了张之洞对办钢铁工业的疑虑。为了更详细地了解湖北煤铁矿状况，商谈开采大冶铁矿、兴办铁厂诸事，并探询盛宣怀能够可为自己所用，张之洞向盛宣怀发出“来沪面商大冶铁事”的邀请。盛宣怀愿意晤谈想趁这次岁拨银200万两修筑芦汉路并先办铁厂之机，实现自己大办炼铁筑路的愿望。两人于1889年12月在上海会面，“连日晤谈，详加考究”。接着，盛宣怀即草拟了《筹拟铁矿情形禀》，提出了责成、择地、筹本、储料四大端，阐述了办理铁厂铁矿的方针。一曰责成，即要派一大员全权办理；二曰择地，即派人沿长江两岸查看煤铁矿与大冶、当阳和江苏利国铁矿比较利弊，谋定后动；三曰筹本，即提出官办与商办两个方案的比较；四曰储料，应按照制造钢轨和市场销售铁货的不同要求，选用不同机炉。

盛宣怀和张之洞虽然有办铁厂铁矿的共同愿望，但在办厂方针及具体运作方面产生了很大分歧。盛宣怀在《筹拟铁矿情形禀》中提出将湖北大冶、武昌铁矿、当阳煤矿和江苏徐州利国铁矿煤矿统归一局统筹安排，招集商股，官方不与商人争利等意见。张之洞主张官办，且要控制在自己管辖的地盘之内。他直接拒绝了盛宣怀：“鄙意煤铁两端，取材不出两湖。阁下前在沪所议利国矿，及借官本附商股，并奏委督办大员各节，似与现在情形不合，只可均从缓议。”张之洞基本上否定了盛宣怀的意见，只采纳一条建议，派大员蔡锡勇为湖北铁政局总办，负责购买机器、开设厂房、开采煤铁，全权办理建厂事务。

盛宣怀是李鸿章的得力干将，张之洞担心一旦盛宣怀开办成功，铁厂和铁路将会有被李鸿章淮系集团攘夺的危险。最后，张之洞的意见得到了清政府的认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清廷抑制李鸿章淮系势力的需要。盛宣怀的意见虽被否定，也未能参与铁厂的筹建，但他并未罢休。1890年11月，他直禀奕劻：“大冶铁矿官办必致亏本，不仅二百万无着。如果及早改归商办，就大冶江边设炉开炼以就煤铁，轻运费而敌洋产。”此时，盛宣怀已预见了官办的弊端，仍希冀改归商办。

此时，盛宣怀已经统领了全国90%以上的大企业。张之洞尽管对盛宣怀的私德有非议，而且忌惮盛宣怀背后的李鸿章淮系力量，他还是不得不在人才和资金上有求于盛宣怀。他在湖北办事的时候，大量人才都来自东南，这些人多少和盛宣怀都是有关系的。与此同时，盛宣怀也时时关注着汉阳铁厂的进展情况。他同张之洞的关系表面上还维持着，互通函电，其亲信盛春颐和钟天纬等人在张之洞幕中也为其通风报信。

1891年，汉阳铁厂出现资金困难。醇亲王奕譞曾经承诺每年拨银200万两支持铁厂，可是随着醇亲王过世，这个承诺也就没有兑现。张之洞缺钱，盛宣怀手中却握有大量资金，而且苦于没有充足的投资渠道。盛宣怀一生的抱负，用李鸿章的话来说，就是“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当时盛宣怀的实业在沿海发展得很快，轮船招商局在上海已经建立起来，并且收购了美国旗昌公司，成为可与外商竞争的大公司；电报和银行也粗具规模。他的抱负要实现，势力要继续发展，就必须向内地走。因此，盛宣怀对于武汉觊觎已久。

盛宣怀与张之洞的合作，转机出现在甲午战败之后。这时候形势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李鸿章甲午战后倒台了，所有淮系大员的处境非常困难，很多人弹劾盛宣怀，政治优势转到了张之洞这边。另一方面，战败后清政府财政更加困难，张之洞从清中央政府获得投资的希望更加渺茫，盛宣怀的经济优势更加明显。盛宣怀抓住这次机会，和张之洞做成了一笔交易。

在恽菘耘、蔡锡勇、盛春颐等人的撮合下，张之洞邀请盛宣怀去汉阳商谈接办铁厂事。盛宣怀既想承办，又恐摊子太大难办，持观望态度。而此时张之洞则软硬兼施、恩威并用，要盛宣怀立即接办铁厂。梁启超是这样记述的：“当时张所创湖北铁政局，经开销公项六百万两而无成效，部门切责。张正在无措之时，于是盛来见，张乃出两折以示盛，其一则劾之者，其一则保举之者。盛阅毕乃曰：‘大人意欲何为？’张曰：‘汝能帷幄接办铁政局，则保汝；否则劾汝！’盛不得已，乃诺之。”盛宣怀帮张之洞接下汉阳铁厂的烂摊子，张之洞则帮他摆平弹劾一事，而且保举他担任芦汉铁路督办大臣。张之洞以自己的政治优势换了一个经济砝码。而盛宣怀一旦担任铁路督办，汉阳铁厂生产的那些铁轨也就不愁销路了。张之洞在致李鸿藻的信中谈及盛宣怀承领铁厂的经过时说：“盛道此来与之细谈……大意谓铁路若归鄂办，则铁有销路，炼铁之本，可于铁路经费内挹注。正筹议间，适闻有芦汉铁路交王夔帅及敝处督率商谈之旨，渠甚踊跃，谓亦愿招商承办。……盛若令办铁路，则铁厂自必归其承接，为此则铁厂全盘具活，亦从此脱此巨累矣。”从这一记载中可以看出张之洞以铁路之利脱去了铁厂这个巨累，保住了铁厂不丢，开拓了铁路领域；盛宣怀既还了张之洞的人情，又得到了铁厂和铁路督办权。

1906年，张之洞（右二）出席芦汉铁路通车典礼

1896年5月上旬，盛宣怀拟订了汉阳铁厂《招商章程》呈送张之洞，涵盖应办事宜8条和汉阳铁厂12个管理部门。5月14日，张之洞书面委托盛宣怀督办汉阳铁厂，铁厂改归商办。盛宣怀禀复张之洞，要求铁轨必须购用汉阳铁厂所造，以广销路，否则“准其停工发还华商资本，仍归官办”。张之洞满足《招商章程》中的8条要求后，盛宣怀偕同郑观应接办了汉阳铁厂。

盛宣怀在张之洞配合下开始对汉阳铁厂进行全面整顿。

合作解决煤炭短缺问题。盛宣怀上任后即不断到湖北、湖南和江西等地寻觅煤矿，尽可能做到不购洋煤以轻成本。盛宣怀派人四处勘查最终勘定开挖萍乡煤矿。在张之洞的鼎力帮助下，盛宣怀通过招集商股和以招商局财产作保借德款的方式，先后投资400多万两白银，派洋务干将张赞辰等人主持并开发成功，除自给外还大量出售，最终解决了困扰汉阳铁厂多年的煤炭问题。

合作谋定钢铁销路。盛宣怀十分重视钢铁的销路，把与洋商角胜和争利置于首要地位，又对张之洞说明钢轨必须归汉阳铁厂制造的道理，同张之洞约定把路轨归铁厂制造作为他承办铁厂的先决条件。他多次呼吁，承造路轨与汉厂的成败攸关，“轨路一气，轨方可补救铁厂”，否则，“不至外人逼到急处仍入外人之手而不止”。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盛宣怀力请制止购买外洋钢轨。1896年法国请由镇南关造路至百色，有用法轨之说，盛宣怀急电张之洞，请他上奏并通知主管此路的苏军门阻止此议。张之洞也竭力联络各督抚并上奏清廷为铁厂谋销路。他还上奏清廷，要求今后将全国官用钢轨、铁料等汉厂能造之件全部订购于汉厂。即使粤汉路中美废约后他和盛宣怀关系恶化时期，他仍然向集股自办粤汉路的湘、鄂、粤三省提议“全路（指粤汉路）需用之钢轨，通向汉阳铁厂订购，各省不向外洋购买”；以后他又采纳了盛宣怀的建议，在湖广铁路借款条约中专条规定：粤汉川汉铁路钢轨铁料须尽先购于汉阳铁厂。因此，张之洞和盛宣怀的努力争取使汉阳铁厂的销路得到了可靠的保障。

裁汰冗员，整顿管理秩序。在张之洞的支持下，盛宣怀协同总办郑观应坚决清除铁厂管理中的贪污中饱、人浮于事和互相掣肘等衙门习气，清除不合格的中方管理人员，又甄别裁汰包括总监工德培在内的洋人，使洋人“由原来的36人减为14人，这14名均为必不可少者”。同时，对各部门、各员司做到责、权、利相结合，赏罚分明。经过整顿，使铁厂降低了管理费用，提高了效率，逐步走上了正常发展道路。

改装机炉，提高产品质量。由于汉阳铁厂用的是张之洞在广东订购的两座八吨的贝色麻炉，而大冶铁矿的矿砂必须用西门士马丁炉提炼。这样就出现汉阳铁厂炼出的钢含磷过高，不合当时铁路造轨之用的问题。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后，派铁厂总办李维格两次出洋，从日到美，由美及欧“再四考求，始知张之洞原定机炉，系用酸法，不能去磷，而冶矿含磷太多，适与相反”。在张之洞支持下，盛宣怀借巨资针对这一原因进行了浩大的改造工程，耗银300多万两，拆除铁厂的贝色麻炉，安装30吨马丁炉四座，150吨大调和炉一座，添建250吨高炉一座，扩建了其他配套设施。经过改造和扩充，使汉阳铁厂钢铁产量迅速增加；能耗率下降，“钢铁质地，欧美行家均称为精品”，“汉厂之钢无能出其右者”；产品销路大开，“生铁行销已远之美国、日本及南洋各岛，而上海翻砂厂已唯汉阳生铁是用”。这样，困扰汉阳铁厂十余年的产品质量问题终于得以解决。

合作谋求铁厂免税权。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后，与张之洞三次联合上奏申请铁厂免税权，共获15年免税权。同时，他们还数次请清廷延缓对铁厂官款的扣缴时间，缓解了商办铁厂的资金困难。

经过认真整顿、改造，汉阳铁厂的经营成效显著：煤炭供应除自给外尚有大量外销；盛宣怀担任了铁路总公司督办，郑观应又兼任粤汉铁路董事，产销握于一手，各地订货不断；各部门、各员司基本上都能尽心尽力；铁厂设备得到改造，钢轨铁料质量优良。

改革汉冶萍公司

1901年，袁世凯在李鸿章之后继任北洋大臣。练新军、办洋务、扩张个人势力，都需要钱。他打上了盛宣怀的主意——对方手上的铁路、电报、轮船，这都是肥缺，一旦到手，何愁无钱？此时，张之洞还健在，他不愿意袁世凯染指汉阳铁厂，死保盛宣怀。与此同时，盛宣怀见事不妙，采取了一些手段。这就是1907年汉冶萍公司的改制，改革为公司制度。因为这时候晚清的《公司法》已经出台，一旦改制，袁世凯就不能拿他怎么样了。

盛宣怀的实业思想虽然与同时代的人相比很开明，先是官督商办，后来是官商合办，现在又是商办。实际上，这些经济行为背后都是政治力量的驱动。在晚清，政治和经济是连成一块的，在盛宣怀身上尤其如此。接办汉阳铁厂，这背后是张之洞的政治威胁；担任铁路督办大臣，背后是解决铁厂销路的经济利益；汉冶萍改制，背后是袁世凯的虎视眈眈。

1905年到1908年，汉厂、萍矿初有成效，但是借日债过多，存在诸多风险。对此盛宣怀有清醒的认识，只有招集巨股，还清欠债方能将风险化解。“将来东人必有大志于我国，今欲保全铁矿，惟有切实声明我厂我矿，全系商力团结而成，隐杜觊觎，方能永保利权。但必须添招股份，将萍乡有利之煤矿并入汉阳亏损之铁厂，方可多招商股”。但是清政府的政策在官办和商办之间摇摆不定，让盛宣怀心有余悸，也为招股蒙上了一层阴影。“汉冶萍招股为第一难事，轮电已得到厚利，为官所夺。粤路已集巨股，为绅士所哄。况铁厂积亏甚巨，根本极薄，商清疑惑，何肯出资，若非奏准，仍照愿意永归商办，使人人有后来希冀之想，断难掀动附股之心。”为了打消投资者的疑虑，盛宣怀决定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成为真正的商办公司，由官督商办实现完全商办。“兹特据实陈奏，请旨饬下农工商部照章注册，此实为保全厂矿之要策。”

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组建汉冶萍公司，是为亚洲第一家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在商部注册，实现完全商办，计划招集新股1500万元。1907年，招股伊始，沪汉巨商对公司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准备集股2000万元。3月11日，江浙财团代表蒋抑卮、汤寿潜等要求查阅账目，并提出老股东任亏，新股东控股的苛刻要求，谈判破裂。8月，中国电报局收归官办，1/3电股转投汉冶萍公司。11月，光绪、慈禧先后逝世，“沪汉市面更坏”，对招股十分不利。1909年1月，才招到1000万元，实际只有新股500多万元。汉冶萍费劲千辛万苦，于当年正式挂牌宣告成立。编制上改督办为总理，盛宣怀出任第一任总理，李维格出任协理。5月16日，汉冶萍公司第一届股东大会开幕后，开始出售面值小于50元的零星股票招剩余1000万元的普通股，至1910年7月18日，招收普通股240万元。在招股的过程中，为了求得各方的支持，盛宣怀以“公款报效内府公股二百余万”。

河北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百年家族——盛宣怀》一书封面

盛宣怀积三十年之沉痛经验，建立了第一个集煤、铁、钢于一体的大型联合钢铁企业，掀开了中国近代钢铁史的第一篇章，盛宣怀的高兴劲儿真是无以复加。他亲自赶到湖北验视新钢，“居然媲美欧洲，东西人来阅者，皆称中国亦能做到如此，真出意外，洋报称羡不置”。他还赶到萍乡煤矿，乘“大槽”入井下，又乘电气车在矿井下行走四里许，亲自从井下抱起一大块煤块而出。出井后又见“荒山十里，炉厂如栉”，自忖明年以往，大利将见，“商股争投如水趋壑，2000万元已操左券。”其兴奋之情，可以想见。

汉冶萍公司后来的情况确如盛宣怀估计的那样，情况一天天好转：汉阳铁厂出铁从原来的每年二三万吨，上升为10万吨以上，钢产量从1万吨左右上升为6万吨；大冶矿石从十几万吨发展为40万吨；萍乡煤矿从20万吨发展为60万吨，焦炭也相应的提高了产量。由于钢铁材料质量的提高，1909年，汉冶萍接到的订单猛增，铁路、桥梁、轨件均来订货，且有应接不暇之势。

2010年4月10日，上海交通大学部分师生和盛宣怀后裔等在盛宣怀铜像前合影

盛宣怀一生致力于办实业，他创办的汉冶萍公司，是中国第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先后耗资数千百万，也是盛宣怀一生用力最大、磨难最深、倾注心血最多的一个企业。可悲的是，他一生与洋人争利权，谋振兴，最后使他蒙受“卖国”败名的也是这个企业。

辛亥革命爆发，盛宣怀逃亡日本，一年后回国。汉冶萍经历了一场来自政治因素的剧烈动荡。日本人趁中国之乱，想方设法涉足汉冶萍，加上重工业发展中本身固有的种种矛盾和困难，汉冶萍——这盛宣怀亲手创建的钢铁企业，直到1916年他离开人世，依旧是一块无法痊愈的心病。

盛宣怀的一生，都在官场和商场之间辗转，在官僚人格和商人人格之间冲突。他是做事为体，做官为用。他的官场作为是为他的实业利益服务的。1911年，盛宣怀以自己政治生命的终结，为自己的这个价值立场作了最好的注解。这一年，时任邮传部尚书、汉阳铁厂总经理的盛宣怀发起了铁路收归国有运动。当时他面临着各地铁路商办的势头。如果商办，各个省你办一块我办一块，没有一个统一的市场。如果各个铁路自己进货，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不能说服别人去买汉阳铁厂的铁轨。因为向外国人进货有回扣，而中国是明账。他是邮传部尚书，他搞铁路收归国有，汉阳铁厂的销路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这个时候，盛宣怀试图以自己官僚人格的行为方式来解决商人人格所面临的问题。事情的发展超越他的想象。很快，四川爆发了反对铁路国有的保路运动，清政府派湖广总督端方前往镇压。拥有强大湖北新军的武汉军事空虚，半年前集合全党之力在广州起义尚且失败的革命党，这一次在武汉打响了推翻封建帝制的革命首义。1911年的最后一天，一艘轮船从中国大连港出发，驶往日本。山水苍茫之间，故国逐渐在盛宣怀眼中隐去，在两位儿子的陪同下，他踏上了流亡之路。

1916年，盛宣怀病逝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