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景秀丽的汉阳月湖堤畔,有一处红顶飞檐翘角楼,黑色的匾额镶嵌其中,上书“汉阳铁厂”四个鎏金繁体大字,门楼左边,有一数吨重的钢模上镌刻着“华夏钢源”字样。这里就是100多年前显赫世界的汉阳铁厂,2005年被改建成“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如今,人们已找寻不到汉阳铁厂当年的雄姿,但博物馆陈列的历史文献以及图片还在无声地述说着其昔日的辉煌与沧桑,也记载着中国近代冶金工业的开拓者,当年汉阳铁厂总办李维格的传奇经历和故事。
李维格
科技强国梦
李维格,祖籍江苏吴县,1855年生于上海南市区一个贫民家庭。幼时家贫,无钱读全日制学校,跟随其父半工半读。后被父送入中西官商集资兴建的西学堂——格致书院。在书院里,李维格耳濡目染西方文化,逐渐被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所吸引,遂产生到科技发达的欧美国家求学的愿望。
19世纪80年代,李维格在亲友资助下远赴英国求学,但不久便因付不起学费而辍学。随后李维格留居清朝驻英参赞李经方行邸,兼习法文。回国后,由于其通晓外语,熟悉洋务,又有旅欧经历,颇受洋务派赏识,清廷授职他为候选郎中。
清末时的汉阳铁厂转炉车间
1889年,李维格跟随翰林院侍讲崔惠人出使美国,次年又随驻日公使李经方到日本学习“政教技业”(即技术科学知识)。在欧美及日本求学期间,他广泛考察西方科学技术,希望归国后能实现科技强国的梦想。
甲午战争后,维新运动兴起,李维格从日本学成归来,他深感兴教育,启民智的重要。1896年,熟晓英、法、日多国语言的李维格被盛宣怀聘为汉阳铁厂总翻译,在此期间他曾为《民听报》撰稿,宣传变法。1897年离汉去上海,任梁启超创办的《时务报》的翻译,倡导西学,推动变法。不久,受谭嗣同邀请,与梁启超先后去长沙,李维格任长沙时务学堂西文总教习,在教学之余,他参加“南学会”,担任由谭嗣同、唐常才创办的《湘报》的董事和西文翻译,《湘报》以“开风气,拓风闻”为主旨,宣传“爱国之理”、“救亡之法”,李维格与梁启超、谭嗣同、唐常才等人把《湘报》办成当时全国最具影响力的维新报纸。
但维新变法不为清廷所容,很快遭慈禧太后的扼杀,轰动一时的“戊戌变法”仅仅维持百日便以失败告终。李维格离开湖南回到上海后任江南制造局提调兼南洋公学教授。
梦圆“东方雄厂”
李维格在离开汉阳铁厂,投身“兴教育,启民智”、宣传变法时,洋务派运动的代表人物张之洞于1896年将汉阳铁厂改官办为官督商办,保举盛宣怀为汉阳铁厂总理。1900年,盛宣怀再次聘任李维格为汉阳铁厂总翻译,李维格再次来到武汉回到汉阳铁厂。
张之洞(1837—1909),清代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他任山西巡抚时,看到山西煤铁矿产资源丰富,曾有开矿山、办铁厂的想法。他对“国内所需机器及钢铁各料,历年皆系购之外洋”,认为“若再不自炼内地钢铁,此等关系海防边防之利器,事事仰仗于外人,远虑深思,尤为非计”。1886年,张之洞上奏清廷,请开铁禁,以惠商民,接着又提出修筑芦汉铁路的建议,并主张开办铁厂放在修路之先。1889年7月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沿汉阳龟山至赫山临江一带创办了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汉阳火药厂、汉阳针钉厂、汉阳官砖厂等中国近代工业企业,形成蔚为壮观的十里“制造工业长廊”。与此同时,张之洞开设大冶矿务局,开办大冶铁矿,兴修大冶铁山至石灰窑的运矿铁道,为冶铁提供原料,后又在盛产煤矿的江西开办萍乡煤矿,作为汉阳铁厂冶炼燃料基地。
李维格回到汉阳铁厂后,盛宣怀发现其不仅具备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而且有管理大型企业的经验,同时也是一位有着雄辩口才、善于谈判的外交能手,盛宣怀决定派李维格出外考察,以提高汉阳铁厂的技术质量。
1902年李维格赴日本考察八幡制铁所,1904年李维格又携外籍工程师彭脱(英国人)、赖伦(德国人)到日本、美国和欧洲考察,历时8个月,广泛收集同行们的经验和建议。通过考察,李维格提出改进生产技术、购制新机、改造炉座、聘请外国工程师的意见,得到盛宣怀的支持,并委任他为汉阳铁厂总办(厂长),全面负责汉阳铁厂的改建、扩建工作。
李维格在汉阳铁厂总办任上,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新建250吨(477立方米)炼铁高炉1座;改建30吨马丁炉4座;建150吨混铁炉1座、辊径为1016毫米的初轧机1座、辊径为760毫米的钢板轧机1座;同时建轧钢厂、轧轨厂、钢板厂、车辊厂、装货厂等辅助设施。李维格还利用彭脱、赖伦等人关系,遍观美、英、德著名工厂,博采众长,开出购置设备清单,进行招标,以最低价格,在美、英、德等国的9家工厂分别购回机炉及其附件。随后聘卢森堡人吕柏为总工程师,请德国工程师4人。至1907年冬,建造完成30吨马丁炉两座,其余扩建工程也于其后三年中陆续完成。为了扩展汉阳铁厂的生产,李维格还广泛调查煤、铁、锰等矿产资源,在湖南开办了常耒锰矿,开发新的钢铁产品。
1897年,李维格(右一)在长沙时务学堂
经过改建、扩建后的汉阳铁厂面貌焕然一新。英国驻汉领事称汉阳铁厂“烟囱凸起,插入云霄,屋脊纵横,盖于平野,化铁炉之雄杰、碾轨机之森严,气声隆隆,锤声叮叮,触于眼帘、轰于耳鼓者,是为二十世纪中国之雄厂耶。”
经过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汉阳铁厂的钢铁质量明显提高。李维格对产品质量制订了明确的规格要求和严格的检查制度。例如对钢轨,在化学成分方面规定:含碳量>0.40%,含磷量<0.04%,含硫量<0.06%,含硅量<0.10%,含锰量<0.90%。在机械性能方面要求:每50吨钢轨取6英尺长试样一根,架于间距为3.6英尺的支点上,两端距离相等,中间悬一28吨重锤,经1.5小时后,其弯曲度不得大于5/16英寸;将同样长的钢轨置于同样的支点上,用1吨重锤从钢轨中间上方20英尺高处落下两次,钢轨不得有任何裂缝,钢轨的永久变形不得超过4英寸。此外,他还对钢轨的外形尺寸、断面组织等也有明确要求。由于要求严格,规定具体,产品质量得到可靠保证,改造后的汉阳铁厂在当时一举成为亚洲最大的钢铁厂,由于提高了钢货质量,汉阳铁厂的产品在国内外的销路日广,欧美行家均称为精品。除向芦汉、正太等铁路提供钢轨外,还向美国、日本和南洋群岛出口钢货。上海各翻砂厂家,更是唯汉阳生铁是用。此时,西方国家担心失掉市场,哀叹说:“中华铁市,将不胫而走各洋面,必与英美两邦,角胜于世界之商场……呜呼,中国醒矣。”
尽管如此,但是开办萍乡煤矿、改建汉阳铁厂先后举借外债,欠下了高额债务,汉阳铁厂的经费开支紧张。为了解决资金和管理难题,李维格向盛宣怀进言,把三足分立的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进行股份制整合,组成新的钢铁联合企业,发行新股,吸收资金。1908年经清政府农工商部准核,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整合组成一个新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成为完全商办的大型企业。1909年,李维格被汉冶萍公司第一届股东大会选为公司权理董事协理兼汉阳铁厂总办。
汉阳铁厂创始人张之洞(中)在湖广总督署
汉冶萍公司成立后,招募了一批商股,解决了部分资金短缺问题,同时经过扩建和技术改造,厂矿生产日趋正常,规模逐年扩大,产品质量有很大提高,销售增长。随着业务的发展,汉冶萍公司规模不断扩大,统辖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大冶铁厂等厂矿,兼炼铁、采矿、开煤三大端,发展成为中国第一代新式钢铁联合企业,也是当时亚洲最大和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其厂矿企业跨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河北、辽宁等省,并与日本九州制钢所合资,在日本东京和大阪、英国伦敦设有办事处,成为中国最早的跨国企业,是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
汉冶萍公司汉阳铁厂产品行销澳大利亚、香港及南洋诸岛,美国西方钢铁公司也派代表来汉订购,1914年在意大利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汉冶萍公司钢铁产品获得最优等奖,李维格获奖状一张。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汉冶萍公司的钢铁产品再次获奖。在《中国科学技术考察传略》工程技术编冶金卷中,李维格列为第一人,这位中国钢铁冶金界的先驱圆了自己科技兴国梦。
育人亦不诲
李维格在办汉阳铁厂中认识到人才的重要。1896年,他受聘担任汉阳铁厂总翻译后多次进言盛宣怀,力陈设立培养钢铁冶金专门人才的重要性。不久他被委以筹备汉阳铁厂学堂之职。1898年2月,他《拟设汉阳铁厂学堂章程》,计划设立化算学堂、炼铁学堂、炼钢学堂、机器学堂四部分,以汉阳铁厂为基地,采用半工半读的方式,进行职业技术教育,这本章程成为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的冶金职业学校章程。1900年,李维格回汉阳铁厂主持厂务,开办了汉阳铁厂学堂,首次招收12岁到14岁的学生30名,培养技术人才。汉阳铁厂学堂是中国培养自己的钢铁人才的第一所专科职业学校,在中国冶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01年,李维格上书盛宣怀,建议由南洋公学选派留学生赴美国高校深造,以培养中国钢铁工业高级工程师。经过严格考查,选派4名学生到美国旧金山大书院分别攻读冶铁、炼钢、机器、化学等专业。这4人学成归国后都成为汉阳铁厂的技术骨干。后来任汉阳铁厂厂长吴健、大冶铁矿矿长王宠佑、萍乡煤矿矿师金祖生等都是经李维格选拔得以出国深造成为钢铁工业栋梁之材的。李维格开办学堂培养出了一大批学有所长的中国技师和技术骨干,使中国钢铁工业第一次摆脱了洋工程师的控制。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汉阳铁厂因遭其严重破坏而停产,但汉阳铁厂中国技术人员很快完成所有炉机修复工程,并很快恢复生产,这再次证明李维格这位钢铁教育家的卓识远见。
1911年,汉阳铁厂外籍工程师合影
李维格终生挚爱科技教育事业,1912年他出资捐助交通大学上海专门学校图书馆,晚年在他病重弥留之际,还将仅有的上海环龙路房产的三分之一捐赠苏州东吴大学(今苏州大学)用做科研场所,并设立科技奖学金。
英雄惜迟暮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李维格随盛宣怀出走日本。盛宣怀为维护其本人及故旧僚属的利益,委派李维格同日本人签订《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草约,引起全国一片哗然,汉冶萍公司股东会以“《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草约有损国权、商业”予以否决。1913年李维格辞职,公司聘其为高级顾问,并委派其参与筹建大冶铁厂的工作。李维格抛弃个人得失,亲自到汉阳、大冶、萍乡等地考察,他分别与各分厂、矿工程师商谈,筹划建厂方案。同时还到石灰窑镇等地区(今黄石市区)、石灰窑镇袁家湖地区(今大冶钢厂厂区)、石灰窑镇车站(今黄石市上窑天桥处)等地考察,通过对三处地址的比较,李维格向汉冶萍公司董事会呈报了《筹建汉冶萍厂矿事宜请折》,建议在大冶新厂中建两座日产250吨生铁的新式炼铁炉,厂址设在大冶县袁家湖地区。1916年李维格任大冶铁厂厂长,但心力交瘁的他第二年就辞去了职务,随即远避上海公寓养病,1918年,李维格在上海病逝,他没能回到武汉再看一眼他一生为之奋斗的汉阳铁厂。
处于帝国主义大肆侵略,国力衰落,主权沦丧,政治腐败的历史背景下的汉冶萍公司不可能摆脱受奴役和走向没落的命运。随着日本势力的不断扩张,它最终沦为日本所掌控的开采矿石的机构。1938年3月,在抗战的烽火中,为保存中国的民族工业,国民政府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上海炼钢厂等主要设备拆迁抢运至抗战大后方重庆大渡口地区,成立国民党军政部兵工署第二十九兵工厂,新中国成立后,于1951年3月1日更名为西南工业部第一〇一厂,1995年6月,改制为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在今天的汉阳铁厂遗址上,早已没有当年的一钢一铁。但在晴川阁长江边下游不远处,还可以看到有一个百余年历史的码头,就是当年汉阳铁厂的运输港湾,它见证了当年汉阳铁厂的兴衰,在江水的冲刷下,也早已斑驳。每当有船舶驶过这里,掀起的浪潮激烈地拍打着码头的青石,发出震天的轰鸣,仿佛还在向人们述说着那段远去的不寻常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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