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雕塑是城市美的载体，承载着一方水土的历史，蕴涵着人们对这方土地的情感。她是雕塑家代表这方土地的人们向世人无声的叙说，这种叙说是生动的、是美的、形象的。雕塑家在将无生命的材料赋予她生命之后，她不仅仅美化一个城市，成为一个城市的标志，更重要是美化人们的心灵，构建城市人文情怀的氛围，展现城市文化底蕴的风貌，在市民和城市之间架起一座情感交流的桥梁。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美协向党中央建议首先在重点城市建筑城市雕塑。此建议于1982年得到批准。于是城市雕塑在30多年间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蓬勃发展。如今的武汉三镇，城市雕塑的精品之作无处不在，不仅在街头、公园和大型商贸区、娱乐场所，而且进入了校园、工厂，使得人们在其流连忘返……雕塑家真正赋予雕塑作品以生命，同时也在人们的心中留下美好的情怀和不尽的感慨！
然而在旧中国的武汉，城市雕塑的艺术作品并不是很多。除了20世纪20年代初在汉口慈善会竖立的黎元洪铜像（“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毁）外，20世纪30年代初中期在汉口三民路和武昌阅马场竖立的孙中山铜像，还有在汉口中山公园门前的蒋介石骑马戎装像（武汉沦陷后被毁）。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城市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需要，20世纪50年代一批美术工作者开始在东湖、中苏友好宫（后改为武汉展览馆，已拆毁）、中山公园等地有了自己文化特色的雕塑艺术作品。周桐是他们之中的代表。这些雕塑作品在偌大的武汉虽是寥若晨星，但它却是那样的熠熠生辉、弥足珍贵……
屈原（公元前343—公元前290），中国历史上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外交家、刚正不阿的爱国诗人，战国末期楚国大夫。屈原的外交谋略及其光辉辞章是中华民族一份极其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2000多年来一直被人们热爱着、传颂着。
东湖屈原雕塑纪念碑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有两个人物必须提及，即东湖风景区的奠基人、拓荒者——万流一和周桐。1950年12月中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开辟东湖为风景区。1951年2月中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秘书万流一被任命为东湖风景区管理处主持工作的副处长。万流一认真考察了东湖的历史遗存、人文脉搏，搜集与东湖相关的古代、近代、现当代文化名人行踪、事迹。邀请当时的文化界名人、学者为各景点取名，先后主持修建了行吟阁、屈原纪念馆、九女墩纪念碑等人文景观，并请董必武、宋庆龄、郭沫若、何香凝、张难先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社会贤达为东湖景点赋诗题字，为九女墩和施洋烈士墓等景点撰写碑文和题词刻石，这些景观后来成为东湖风景区主要景点和亮点。1954年朱德游览东湖时曾挥毫题诗，万流一在磨山之巅为之修建朱碑亭以纪其盛。此后，又继续建成长天楼、鲁迅广场、泽畔客舍、橘颂亭等景点，筹办了盆景园、雕塑园。在东湖风景区建设过程中，万倡导“沿湖插柳、有坡皆松”，并不断引进梅、桃、樱花、海棠、紫薇、玉兰、桂、棕榈、月季等名贵树木和花卉，还创办茶场和东湖旅游工艺品加工厂。1954年后，万流一升任武汉市建设局、市农林水产局的副局长兼东湖风景区处长，主持全市的园林绿化。万流一先后在汉口堤角创建江北公园，在青山开辟临江公园青山公园，在关山修建关山公园，在汉阳修建龟山公园，在汉口修建解放公园，因而被誉为武汉风景区的开拓者。
雕塑是城市的“眼睛”。正当万流一开发建设东湖风景区，规划完备，初具规模，部分景观己经建成，需要“画龙点睛”时，1954年，他的老上级新领导、中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张执一向他推荐了年轻有为的雕塑家周桐。如虎添翼的万流一高兴地拉着周桐到各景点考察，沿途与他畅谈各景点拟准备设置的雕塑，突出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以激活整个景区，首先要建成的是“行吟阁”前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雕像。万流一认为：东湖行吟阁前竖立的屈原雕像应是整个东湖风景区的主体、中心、灵魂。
时年30岁的雕塑家周桐，听着万流一的描述，面对80多平方千米的东湖，山峦起伏，湖面浩淼，亭台楼阁，依山傍水，豪情激荡。百余个景点，若无雕塑入主其间，没有“主角”那就太煞风景了。东湖是全国最大的城中湖，若再有他的雕塑作品入主其间，东湖风景区将成人间仙景，其乐无穷。美好的前景激励着雕塑家周桐，燃起他胸中无法抑制的创作欲。他日以继夜地思索着，揣摸着屈原被流放鄂州，忧国忧民，悲愤难抑，漫步沙渚，行吟泽畔，仰面问天的种种神态。他曾构思了几种样稿，也曾到中南美专邀请同行们座谈。
周桐没有辜负张执一、万流一等领导对他的期望。他的创作激情燃烧起来是无法抑制的。他不分昼夜，没有节假日，一年四季无论严寒酷暑他都在不停地工作着、思索着。在东湖短短4年间，他在行吟阁前竖起了宏伟的屈原雕塑纪念碑，在鲁迅广场竖立了鲁迅纪念像，在东湖运动场前建立了“运动员”雕像，在滨湖区修建的“大白象”，这一栩栩如生的大象进入不少家庭和孩子们的相册。特别是屈原雕塑像那忧国忧民仰面问天的神态，不能不让人们联想起屈原在《离骚》《涉江》《哀郢》中那苍凉悲壮的诗句，激起无数游客思古怀远之情。游玩东湖的人们若不在屈原雕像前拍照留念，那将遗憾终生。屈原雕像在1956年《湖北省美展》中获奖，在城市雕塑被视为“冷门”的年代实在难能可贵。
武汉东湖风景区人文底蕴丰厚，各种纪念性建筑物与天然环境配合得当，古今爱国名人雕像成为主题入主其间，构成个性突出的人文景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武汉市人民政府决定按原样修复屈原雕塑像时想起了周桐，此时的周桐早已不在人世。最后找到1968年毕业于武汉市工艺美术学校的两位青年雕塑工作者谢从诗和陈国萍承担了这一任务。
他们从东湖边土堆里找到屈原雕像中的胸像和残缺不堪的头部进行修理，而后参照《长江丛刊》封面上的《屈原》全身像按比例复制成3.6米高的泥稿，再制模翻制成白水泥像。
谢从诗、陈国萍两位青年雕塑工作者基本上恢复了屈原雕像的原作原貌，功不可没。但与周桐雕塑的屈原像相比，复制后的差距还是明显的。如屈原雕像原作左胸下和左臂广袖的衣纹疏密变化、虚实相间、错落有致；复制后的雕塑品衣纹接近均等排列，稍显机械呆板。
武汉东湖风景区1982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2000年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首批aaaa级旅游风景区。获得如此特殊荣誉，万流一功不可没，雕塑家周桐更是名声远扬。
周桐（1925—1978），湖南凤凰人。小学在原籍读书。1943流亡重庆考入艺专，被编为学生教导团。调转东北在辽宁退伍。1946年在鞍山私立清华中学任美术教员。1947年底进入解放区。1948年进教师进修班、土改工作团、文工团。1950年调入武汉市文化局。文化局长巴南冈委托其负责美术社。1953年，中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张执一调周桐协助改组中南民族学院为中央民族学院中南分院。1954年，张执一又介绍其进入东湖雕塑室，进行园林雕塑，直至1958年。其间，周桐与黄光益合作在东湖风景区和中山公园创作了一批传世的雕塑作品，享誉一方。其中，周桐为中山公园创作的《足球少年》是以他的两个孩子周东安、周东营作模特儿的。右边雕像是老大东安、左边雕像是老二东营。他要把他的拼搏、进取精神倾注在《足球少年》的竞争中。《足球少年》倾注了周桐父子和女儿四人的汗水，灌注了周桐全家的愿望、情愫。
1958年5月，周桐因得500元稿费而未上交被说成是贪污，被判刑一年缓刑一年，后平反。刚直本份的雕塑家周桐怎能忍受如此奇耻大辱，愤而辞职，离开东湖管理处。但无形的阴影总照在他的头上，永远挥之不去。离开东湖雕塑室的周桐先后到中原印刷厂、武汉雕塑厂、武汉模型厂、武汉塑料厂等企业工作，但是由于戴着“贪污犯”的帽子，因而各种灾难永远尾随着他，形影不离。尤其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受尽磨难，精神压抑，常年酗酒，患上肝癌。他不愿客死异乡作孤魂野鬼。叶落归根，他要安息在生他养他的故乡湖南湘西凤凰县老家。
临行前，他来到笔者所居的汉口民意路的陋室，要求老友资助他一批油画颜料，他要用这批油彩描绘他的故乡——湘西凤凰城的一草一木、山山水水。他要把他的灵魂、情愫倾注在描绘故乡的画幅上。这是患难之交的生离死别，笔者理所当然地慷慨解囊相助，并略备薄酒唏嘘一场，洒泪而别。1978年11月雕塑家周桐孤零零地死于湘西凤凰老家，年仅53岁，身边无一亲人在侧。
雕塑家周桐死于贫病交加，没有分文遗产，但为世人留下一批传世之作，其创作的屈原雕塑、足球少年等雕塑成为了20世纪50年代武汉城市雕塑的优秀作品，成为了武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人们取之不尽，用之不渴的精神财富，也为东湖为武汉带来源源不断的物质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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