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城市武汉的抗洪精神已融入血脉-下载亚博app

王汗吾，武汉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办公室业务顾问、武汉市地方志专家委员会委员、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在城市史研究、新方志编纂、旧志整理方面颇有研究，参与了两轮 《武汉市志》以及 《汉口租界志》《武汉抗战图志》等著作的编写，出版了 《武汉里巷故事》《汉口五国租界》《奔腾年代——武汉百年赛马史撷英》《汉口近代建筑图志》《老照片上的武汉》等书籍。

武汉被称为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在武汉作为英雄城市的精神谱系中有一抹耀眼的亮色，那就是抗洪精神。今天我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讲讲武汉的抗洪精神。

一、汉口天生水凼子

关于汉口最早的照片出现于1858年，有外国人到汉口后拍摄下照片，这个时候距世界摄影术的发明仅仅过去几年，说明汉口与世界产生联系还是比较早的。1866年，有外国摄影师从龟山上面往下拍摄了这样一张照片：近处这一片水面是东月湖。东月湖在张之洞的洋务运动中被填平，用来建造汉阳铁厂和汉阳兵工厂。中间水域是汉水，再往后是汉口和后湖。那时后湖在中山大道以西的位置，从这张照片里，隐隐约约能够看到当时的中山大道还是一道城墙，城墙外面就是后湖。现在的后湖已经退到张公堤之外了。照片中最东边的水域就是长江。所以，汉口被称为江汉朝宗、江汉交汇之地。

清同治五年 （1866年）外国人拍摄的江汉交汇的汉口与汉阳

为什么说汉口是一个天生的水凼子？清初刘献廷的 《广阳杂记》里面记载：“汉口三元庵后有亭，曰快轩，轩后高柳数百株，平野空阔，渺然无际……江南风景秀丽，然输此平远矣。”说汉口 “平野空阔，渺然无际”，给人的感觉就是水天一色。那个时候所谓的 “汉口”是指汉水入江口，并不特指汉口镇。明末清初汉口镇似若孤岛，袁公堤以外四面巨浸，渺然无际。清朝乾隆年间，叶廷芳有首诗 《大别山观汉口水涨》写道：“一镇环临水，凭高望若浮。”形容汉口就像浮在水面上的一个小岛、一个荒洲。清叶调元在 《汉口竹枝词》中也写道：“五百年前一荒洲，五百年后楼外楼”。清乾隆 《汉阳府志》里面记载：“袁公堤，即后湖堤，在汉口镇北。明崇祯八年，通判袁焻创筑。自后居民渐集，今名后湖堤。镇为水陆要冲，汉水径其南，大江横其东，湖水绕其西北。夏季水涨，四面皆成巨浸，惟赖此堤为数百万家保障。里人岁加修筑，终未完固，水势若虐，即虑泛溢。”就是说汉口的地势非常低，一到长江、汉江涨水，有时甚至是两个洪水高峰叠加，就特别危险。所以汉口的水患灾害频繁。

（一）汉水改道

关于汉水改道，近代常见的说法是：汉口、汉阳本为一体，汉水原从龟山南麓入江，汉水改道后变成从龟山北麓入江，汉口因此独立出来。我认为这一说法不太准确。《明史·地理志》曾记载：“汉水，自汉川县流入，旧径山南襄河口入江。成化初，于县西郭师口之上，决而东，从山北注于大江，即今之汉口也。”但是这一记载与明代成化初年相距将近200年，我对其准确性存疑。最原始的记载参见明嘉靖二十五年 （1546年）的《汉阳府志·方域志》：“襄河，在汉口北岸十里许，即古汉水正道，汉水从黄金口入排沙口，东北转折，环抱牯牛洲，至鹅公口；又西南转北，至郭师口，对岸曰襄河口，约长四十里，然后下汉口。成化初 ，忽于排沙口下、郭师口上直通一道，约长十里，汉水径从此下，而古道遂淤。今鱼利略存，舟楫已不达矣。”由此可见，汉水改道实际上是将大约十里的河道裁弯取直。明万历 《湖广总志·水利》中也是这样记载的。我认为这些原始的文献记载更准确一点。

1993年8月版 《武汉风景名胜集》中的汉阳古城与水系示意图

在成化改道之前，汉江入江口的堤防很少，汉江以三角洲多口入江的形式，呈自然漫流的状态。根据现在的一些勘察结果和各地地方志记载，关于汉江入口的说法主要有六七种。有说从武汉上游 （西面）沌口入江的，这是一种比较靠谱的说法。有说从武汉下游 （东面）沙口 （今黄陂武湖）入江的。还有说从汉阳龟山入口的，最主要的证据是汉江的主泓近两千年始终在龟山北面。龟山北面有个地方叫石穴，战争时期可以利用这个石穴拉起绳索阻断主航道上面的战船，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多次战役都发生在龟山北面。《中国财政经济史论稿》中有一篇研究文章里的示意图显示，汉江原来是在牯牛洲方向转了一圈，然后才入江。所谓成化改道，只不过是十里 （5千米）左右一段河段直通。黄金口到南岸嘴的距离大约是14千米，是局部的改变。因为汉水改道位于汉口镇的西北方向，所以形成了后湖。

汉水改道示意图 （研究者徐望生作图）

汉水改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最近几百年间，汉水、长江的泥沙堆积，使得古云梦泽的巨大水体逐渐消失，汉水多水系逐渐汇集，河道更加集中。另外，由于明代实行 “招民垦荒”，江汉平原的人口不断增加，垦荒、盖房、筑堤，汉水河道的横切面变小，流量加大，流速加快，所以河道多处发生裁弯取直。汉水改道带来的影响就是直通之后的河道加深、河面扩宽，有利于更多的船只在汉口附近停泊，更易形成商业繁荣的局面。

如果近2000年以来汉水多口入江，主泓一直在龟山北，那么盘龙城为什么被称为武汉城市之根？所以我反推认为当年汉水入江的主泓就在盘龙城附近，这是3500年以前盘龙城存在的唯一理由。盘龙城作为一个大城市为什么出现在府河边？当然，府河是明朝以后出现的称呼，盘龙城也是后来起的名字，在3500年前可能被称作汉口城。我的说法与中国地质大学教授李长安的看法一致，他认为：明代中前期，汉江多口入江的三角洲的顶点在汉川的刘家隔。根据地质的勘探，府河就是较大甚至最大的支流，因此才有盘龙城，才可成为三国魏、吴江夏郡的分界等。以府河分界，是因为它的航运作用一直非常重要，青壮年时期的府河是早期武汉地区至其西北部重要的航运通道。虽在成化之变后（可能在此之前）汉水主泓已南移，但至晚清时依然承担着漕运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在通航，直至20世纪80年代由于上游水库修建才正式 “退休”。

1913年的地图上的襄河故道和牯牛洲

现在武汉博物馆旁边的后襄河公园里有一个湖泊，就是原来的后湖水面，或者说是故道。水面的消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清光绪三十一年 （1905年）张公堤建成后，汉口很多地方不再常年发洪水而逐渐干涸。

（二）明末与清代早中期的汉口

除了受地理位置影响外，汉口因为早有人居住，所以经常需要防洪。明代初叶汉口沙洲或被称为汉口基地。明朝时，汉口镇的最北边就是长堤街入江的地方 （今民权路附近）。据清乾隆《汉阳府志·地舆》里 《汉口北课旧碑记》记载，明朝天顺年间（1457—1464年）就有人在此居住。嘉靖四年 （1525年）又重新测量，上岸和下岸共有居民1395户，房子有2495间。嘉靖《汉阳府志》里记载，汉口有 “五坊”，包括居仁坊、由义坊、循礼坊、大智坊、崇信坊。由于汉口发展迅速，还设立了汉口镇巡检司。明代后期把汉口巡检司分成两个巡检司。清乾隆 《汉阳府志·食货》记载，汉口当时已将近十万人，实际人口远不止记载的数量。范锴的 《汉口丛谈》记载，汉口镇在城北三里，有居仁、由义、循礼、大智四坊。民国时期汉口最繁华的花楼街，实际上在清代已发展起来。

明代后期汉口镇的两个巡检司及其下辖四坊

在明代后期汉口镇的示意图中，中间绿色的是长堤街，明代的时候大概只有5平方千米。1864年，汉口堡延伸到现在的一元路，长堤街面积扩大很多。京汉铁路和张公堤修建之后，长堤街面积达到了几十平方千米。现在说到大智坊，大家就以为是大智路，这是不对的，清代的大智坊范围到江汉路附近，江汉路以北是租界地区。

形容当年汉口的城市地位，经常使用的称号之一是 “九省通衢”。当时清朝划分十八个省，汉口能够通达九省，占到全中国的一半。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武汉虽受江河的灾害比较多，但也得益于水运便利，尤其是汉江。过去我们认为长江非常重要，其实汉江在早期比长江更重要，因为汉江是秦汉以来南方和北方最重要的通道。隋唐建大运河之后才多了一条南北的通道，在此之前的一千多年里只有汉江，最便利、最大量的运输主要依靠汉江。长江由于风浪太大，流速太大，反而有时候不是那么方便。

清代早中期，汉口还被称为 “天下四聚”之一，“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四聚”的意思就是商品的集散地。汉口就是中国中西部自然形成的商品聚集地。据清代资料记载，当时汉口镇有20多万人口，有的说 “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有的说银钱、典当、铜铅、油烛、绸缎布匹、杂货、药材、纸张八大行，其中金融类排在最前面。在近代工业发展之前，手工业很重要，除了汉口，还有佛山的陶瓷、冶铁，景德镇的陶瓷，苏州、松江等地的手工业也很发达。松江就是上海，当时上海号称 “小苏州”，其繁华程度比不上苏州，上海还不属于 “四聚”。上海开埠之后飞速发展，二三十年间就发展成亚洲最大的城市。实际上汉口也是在1861年开埠之后，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一个近代化国际城市。

所以，外国人为什么一定要汉口开埠？因为他们知道汉口拥有中国内地最大的经济腹地。除了沿海，如果要进入中国的内河，那一定要瞄准汉口。

汉口开埠之后，1899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以汉阳府官员往来汉阳和汉口办理五国租界涉外事务极为不便为由，奏请清廷，将汉阳县北乡和汉口镇析出，用古名 “夏口”命之。又从简化机构和设置官员的角度考虑，设为夏口厅 （地位同县）。当时从汉阳府经汉水到江汉关需要一两个小时，官员住在汉口才能就近及时跟外国人打交道。因此，1900年在汉口设立了夏口厅，清朝灭亡之后改成夏口县，地域范围横约一百二十里，纵三四十里，相当于现在江岸区、江汉区、硚口区加上东西湖区 （东西湖区当时称为汉阳北乡，下辖凤栖乡和丰乐乡）的总面积，约500平方千米。

清同治七年 （1868年）《续辑汉阳县志》汉口镇地图

清光绪三年 （1877年）《湖北汉口镇街道图》

1918年 《汉口街市全图》记载的汉口城区内华界 （左半部）与五国租界 （外有西商跑马场）

汉口开埠之初，清同治七年 （1868年） 《续辑汉阳县志》中的汉口镇地图上有两条主要街道：汉正街和黄陂街。为什么叫黄陂街？明万历 《汉阳府志》上有记载：“汉口黄陂街，大率黄孝人也。”因为这里住的大部分都是黄陂人、孝感人。清光绪三年 （1877年） 《湖北汉口镇街道图》中主要有汉正街、黄陂街和刚刚开辟的英国租界，法国租界还是空地。再后来又出现了多国租界，1918年 《汉口街市全图》记载整个汉口城区左半部为华界，右半部为英、俄、法、德、日租界，外有西商跑马场。

这一部分介绍了武汉的地理环境和城市成长发展过程。

二、三镇陆沉万事休

历史上武汉的洪涝灾害很多。1931年大水是武汉近代最大的洪水之一。当年自5月起，接连3个月，武汉都处在连绵的降雨中，累计降水量为879.7毫米，达到了武汉地区年降雨量的三分之二。汉口高程最低21米，最高27米，平均24米。7月23日晚，又是一场大雨，江汉关、上海路等沿江一带江水外侵内渍，江水平岸。由龙王庙至江汉关的驳岸，是当时汉口沿江最高的堤岸，建于1929年前后，高程27.3米。其最矮处则是下游的分金炉 （今天中山大道与黄浦路交界附近）至丹水池段，这里以铁路路基为堤坝，高度仅在26—26.5米之间。

当时有人认为是因为拆了龙王庙，龙王显灵要淹汉口。武汉警备司令夏斗寅在龙王庙江边摆设香案，对着江心，三跪九叩，祈求龙王爷饶恕，保佑平安。主政官湖北省主席何成濬在回应政府救灾不力的质疑时称：采办的材料有麻袋5000条，箢箕1000对，芦席1000条，芦柴2000个。这个数字与我后面要讲的1954年的物料准备和投入可以进行对比，两者相差巨大。7月29日，汉口丹水池的铁路路基连破两处，出现了险情，洪水直冲后湖。此时，从刘家庙、循礼门、中山公园直至硚口，沿线铁路以北约30里的市区，尽成一片泽国。

到8月16日，汉口市区由外至内，数道大堤全部发生溃堤或漫堤。大水淹没 “整个汉口，半个武昌，部分汉阳”，三镇水淹时间在42天至100天。沿江大道、花旗银行、江汉关、江汉路、古德寺、六渡桥等都淹没在洪水之中，汉口市政府 （位于今民主街）、一元路附近的德租界巡捕房 （今为武汉警察博物馆）、中山大道、车站路、后湖、西商跑马场 （今解放公园）等地方都被淹。街道上，人们主要靠船和搭栈桥出行。据当时的文章记载：“市镇精华，摧毁殆尽，浮尸漂流，疫病流行，米珠薪桂，无食者23万余人。”武汉警备司令部8月30日公布数据称约有1.3万人死亡，而慈善会公布共埋葬的尸体数则超过3万具。

1931年，平汉铁路丹水池段溃口处

1931年第32期 《国闻周刊》的文章 《军队与救灾》中写道：“汉口之大洪水，尤为空前未闻之浩劫。”1931年第32号《银行周报》的 《水灾后之危机》中指出 “武汉全镇，竞至覆灭”。《水灾严重中之救济情形》又言 “鄂渚之三镇，昔日繁华，顿成泽国”。

1931年汉口租界 （今沿江大道区域）淹水情况

1931年花旗银行 （位于今青岛路口）门口淹水情况

1931年江汉关前淹水情况

1931年洪水中的古德寺

1931年江汉路新市场门前的洪水

1931年洪水中的江汉关和附近道路

1931年，洪水中的汇丰银行

1931年，江汉路上堆起沙袋防洪

1931年，洪水中的江汉路

1931年，交通路江汉印书馆门前人们坐船出行

1931年，中山路水塔前街道上的积水

1931年，中山路歆生路口 （中国银行附近）

1931年，洪水中的汉口市政府 （位于今民主街）

1931年，位于民生路路口的国营招商局汉口分局门前水况

1931年，一元路附近 （今武汉警察博物馆）门口水况

1931年江水浸入市街后，各商行在门前筑堤并依靠人工将屋内的水排出

1931年，英商和利汽水厂工人在门口排水

1931年，车站路浸水初期

1931年，车站路被洪水淹没后

1931年洪水时，市民在市区主要街道上划船或搭跳板 （或称栈桥）出行

1931年，湖北水灾急赈会大门前 （湖北水灾急赈会设于汉口总商会内）

1931年，江汉路上海银行门前临时搭起的跳板 （栈桥）

1931年洪水时，投入救灾的不仅有汉口赈灾委员会，还有全省总商会。当年政府的救济力量其实很弱，民间的救灾力量更为强大，商会出钱出力，分发馒头、草席等物资给灾民。警察在水中巡逻执勤，各个地方的保安会也发挥了作用。

武昌、汉阳也有不少的地方被淹。武昌的凤凰山、汉阳的龟山上面也挤满了难民。

1931年，大智路铁路外的怡和牛皮厂厂房收容了许多灾民

1931年，西商跑马场 （今解放公园）的看台上挤满了难民

1931年，难民扎起简易竹筏暂时就在水上栖身

1931年，武昌筷子湖溃口

1931年，武昌凤凰山难民棚

1931年，汉口集家嘴难民棚与汉阳龟山下的难民棚隔汉江相对

1931年，武汉设立临时第二所收容难民

1931年的难民收容所

1931年，湖北清乡督办徐源泉、武汉警备司令夏斗寅坐船水上巡视

1931年，水灾急赈会在收容所向灾民发放草席

1931年，武汉商人募捐数千银圆，向明伦街受灾群众每户发放3元救济款

1931年，受灾难民吃饭

1931年洪水后，警察坐船巡逻

1931年，灾民领取救灾馒头

1931年，洪水中拉活的黄包车

1931年，市民在洪水中买菜

根据当时的文献记载，1931年的中国水灾，被认为是人类有记录以来破坏性最大、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自然灾害，列为全世界十大自然灾害事件之首。整个长江流域的受灾省份多达23个 （当时全国有27个省、5个院辖市、4个特别区），8000万人受灾。死亡人数估计有100万，死于洪灾引起的饥荒与疾病者达到370万，据国际联盟估算，死于次生灾害的人口甚至将近千万。

三、力挽狂澜保平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武汉又经历了几次洪灾，其中比较大的一次就是1954年抗洪。1954年5月起，3个月累计降雨达1394.2毫米，远超1931年同期，这三个月的降雨量比武汉年降水多了100毫米。长江水位迅速增长，6月初超过历年同期最高纪录，6月25日突破警戒水位26.3米。

1954年的水位创造了武汉有水文记录以来的最高洪水位（以吴淞为零点）29.73米。武汉几十年来，平均年降雨量在1200毫米左右，1954年的这三个月就将往年一年的降雨量全部降下来了。当时中南地区的主要领导人邓子恢，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都亲自指挥防汛。防汛大军在6月30日到9月13日间，成功实施了5期市区大堤加高加固工程。全市大堤由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市人民政府加固以抵御1931年洪水为目标的最高29米、最低26.22米，逐渐统一加高至30.7米，因此成功抵挡了1954年8月18日出现的29.73米历史最高洪水位，并持续抵御住了水位高于28.8米 （今汉口江滩亲水平台高度）长达39天的高水位浸泡。主要的九大险情位置是：汉口的额头湾、汉正街、江汉关、上海路、丹水池，汉阳的武胜路口，武昌的武庆堤、武泰闸、万年闸。

1954年武汉市堤防九处重大险情示意图

位于江汉关博物馆大楼外墙的 “一九五四年八月十八日最高洪水位29.73米”铭牌

1954年，武汉人民在汉口关 （今江汉关博物馆附近）码头抗洪

1954年，抗洪军民加宽皮子街堤防

1954年，抗洪军民在堤防上宣誓

武汉市组织将近30万人的防汛大军取土、打夯、运土，调集了很多的汽车、火车，甚至陆、海、空军都来加入抗洪。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各地都给予武汉支援。副市长宋侃夫说：“我们向任何一个兄弟区域 （包括东北、华北、华东、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湖南、江西、河南各地及湖北省内的任何一个县）的党组织和政府，去一个电报或者电话请求援助，援助物资往往就加倍加快地送到。”据统计，当时共筹集了273部抽水机，542万条麻袋，303万个草袋，32.8万对箢箕，80.7万张芦席和1座列车发电站。这个物资和投入数量是相当大的。相比之下，1931年的救援物资是何等匮乏。

1954年，抗洪军民宣告战胜洪水的决心

1954年，全国各地支援武汉防汛主要物资器材统计表

1954年，武汉市防汛材料供应图

全部投入抗洪的人员数量非常庞大。据统计，防汛人员中干部1.05万人，施工人员17.4万人，巡逻1.13万人，抢险人员6.41万人，医疗人员1300人，保障服务的有2.67万人，总计接近29万人。在防汛期间新入党的有7400人，新入团的有17000人，为抗洪成功提供了政治保障。

从全国调来的各种救灾物资也很多。据统计，有麻袋621万条，芦席82万张，芦材698万斤，草包304万条，箢箕38万担，高粱秆230万斤，汽、柴油93万斤，棕绳55万根，楠竹29万根，铁锨6.06万把。生活物资也是以万计：肉类371万斤，食盐24万斤，面粉99万斤，大米1266万斤，食油27万斤，皮蛋麻饼863万个，汽水40万瓶，毛巾50万条，鞋类106万双，草帽1.77万顶，衬衫背心8.02万件，肥皂21万块，牙膏9.98万支。

1954年8月25日，武汉各界追悼防汛救灾死难烈士大会在中南剧场召开

武汉防汛纪念碑

在防汛抢险救灾的过程中，牺牲了111人。烈士的名单里面，包括抢堵漏洞牺牲的贾明武，为抢救战友而牺牲的严忠良等。在抗洪斗争中，还涌现出大批先进单位和英雄人物，1487个单位获得红旗奖励，15085人分别获得特等功和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特等功臣有在麻阳街 （今武汉天地附近江边）江中抢险的王万昌、防汛中入党的罗光田、不分昼夜坚守四官殿的王茂山、坚守汉正街大堤的杨明聪、带病坚持在张公堤上抢险的乐金元、带领妇女班在小张公堤上抢险的卢幼芝等。毛泽东主席给武汉专门题词：“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为纪念这一年防汛的胜利，武汉建造了一座防汛纪念碑，就在今天汉口江滩内。

贾明武烈士遗像

严忠良烈士遗像

四、抗洪精神代代传

1998年夏，长江中上游连降暴雨，形成8次大洪峰，武汉关水位连续上涨，至8月19日，武汉关水位达29.43米，离1954年历史最高水位29.73米只差30厘米，达到历史第二高水位。汉口站最大洪峰流量72300立方米/秒。平时大概每秒只有两三万立方米，汛期的时候能够达到五六万立方米。这一次，武汉37万军民奋战在抗洪第一线，共计用了土石方235万立方米，编织袋、麻袋、草袋1584万条，发现并排除险情2192处。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出动9.5万人支援湖北，支援武汉，号称10万大军。长江水利委员会指出此次洪水：“其汛期之早、洪水来势之猛、洪峰水位之高、防洪战线之长、高水位持续时间之久均为历史之最。”

抗洪过程中也涌现出很多感人的事迹。7月29日下午五点多，曾经参加过1954年抗洪的68岁老人王占成，沿长江大堤巡查，发现一处口杯大小的管涌口，喷出的水柱有一米多。他操起一根两米多长的竹竿，跳入水中摸索，发现管涌口正在迅速扩大，已经形成了一个近一米的漏洞。幸亏及时找到漏洞，否则这一次丹水池段又可能破堤。最后，1700多人，近两个小时，44床棉被包着土袋堵住了洞口。还有8月1日，湖北嘉鱼簰洲湾溃堤，高炮部队高建成等19人因救灾而牺牲。

1998年8月7日，龙王庙险段16名驻守党员立下 “生死牌”（“生死牌”原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为了根治长江水患，1952年党中央决策，在荆江南岸的公安县境，修建荆江分洪工程。军民30余万人日夜奋战，仅用75天便成功修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可蓄纳荆江过量洪水54亿立方米的大型水利设施——荆江分洪工程。该工程由荆江南岸公安县境的太平口54孔进洪闸、32孔黄山头节制闸、920平方千米分洪区围堤和荆江北岸大堤加固等工程组成，是当时最大的一个分洪区。到了1998年，分洪区900多平方千米内，有8镇2乡4个农林渔场，212个行政村，13万多户，近52万人 （占公安县一半人口），是粮、棉、油主要产区和骨干工业基地，工农业年总产值达20多亿元。如果在这里分洪的话，直接经济损失将超过150亿元，但如果不分洪则会导致武汉被淹，后果不堪设想。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临危受命，坐镇荆州指挥。8月16日21时30分，分洪时间表已经制定完成，解放军已经将炸药埋入北闸，随时准备起爆，分洪区进行了最后一次拉网式排查，确保没有人民群众滞留误入，分洪势在必行。陈雪英等专家根据数据分析，这次洪水来势凶猛，但缺乏后继流量，超过45米水位只会维持20小时左右。温家宝根据实际情况，询问有关水文部门、部队能不能守得住，得到他们肯定答复后，果断决定不分洪。8月17日，洪峰使荆州水位达到45.22米。几个小时后，大雨停了，水位开始缓慢下降到45.17米。8月19日，水位下降到44.67米。8月20日，北闸防淤堤里的炸药被拆除。1998年9月10日起，在长江抗洪一线奋斗了一个多月的解放军陆续撤离。首批撤离的解放军济南军区某坦克师的官兵为了不惊动群众，凌晨4时就开始集合，6时许从湖北省公安县出发。从公安到沙市几十公里的路上仍有近20万名群众自发行动，早早地等待在路旁，欢送子弟兵。

1998年，荆州市沙市区人民送别子弟兵

由于淤积、围垦等原因，长江中下游的湖泊面积显著减少，湖泊蓄洪泄洪的能力降低；河道障碍严重，河道水面过窄，导致洪水出路变小，干流的防洪压力增加。历经了洪水灾害后，党和政府也吸取了经验教训。国务院适时提出 “封山植树，退耕还林；平垸行洪，退田还湖；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干堤，疏浚河湖”的灾后重建政策措施，及时做出兴修水利的重大决策，大规模加固整修大坝、实施三峡工程，加强了长江流域的防洪抗灾能力；加强生态环境建设，退耕还林、还湖，积极植树造林，减少水土流失，以减少洪涝灾害的威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利用科学手段应对自然灾害。尤其是三峡工程建好之后，武汉的洪水威胁大大减小，基本上再也不需要动员全市的力量来进行防洪，防洪的形势有所缓解。1998年后，武汉的堤防建设按照武汉关水位29.73米加安全超高两米的标准进行，全市堤防全长800千米。

回过头来看，武汉是全国水域面积比例最高的城市。市区总面积8569.15平方千米，而江河湖泊水库等水域面积2205.06平方千米，超过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全市有166个湖泊，面积867平方千米，超过总面积的百分之十。政府通过划定水域 “蓝线”，环湖绿化 “绿线”，建筑控制 “灰线”，对湖泊进行全方位保护。

回顾历史上武汉抗击特大洪水的经历，武汉人民与洪水抗争的决心、众志成城的精神已经融入武汉人的血脉之中。我们要更好地挖掘抗洪精神的内核并吸取力量，一要敬畏自然，顺势而为，二要与时俱进，科学地防洪。武汉2020年的降雨量也很大，6月8日至7月8日整整一个月，累计总降雨量达757.8毫米，接近1931年大水降雨量。长江汉口站和汉江新沟站先后超过设防水位和警戒水位。截至7月13日18时，长江中下游洪水洪峰顺利通过汉口江段，洪峰水位28.77米。长江流域超过30座水库参与联合拦洪削峰错峰，同时在城陵矶、湖口河段进行排涝分洪，减轻了洪峰到来可能造成的影响。按照防汛部门的说法，仅动员了靠近堤防的部分社区和群众的力量，没有动员全社会，现在武汉的防洪形势要好得多。

最后，在同洪水的搏斗中，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展现出了一种十分崇高的精神，这就是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抗洪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大发扬，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大发扬，是我们党和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大发扬，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当代中国的集中体现和新的发展，也是我们武汉“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民”的精神谱系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值得我们保持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