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健，中共党史专家，从事中共党史研究与党史宣传教育工作35年，撰写和参与编撰 《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 （1919-1949）》《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史》《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等多部党史著作，担任电视文献片 《武汉· 1938》《解放大武汉》《热血忠诚》等剧本创作撰稿人，作品获得中宣部 “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广电协会节目创作一等奖、全国党史优秀成果二等奖等。
作为拥有光荣革命传统和丰富红色资源的历史文化名城，武汉是一方红色热土，是一座英雄城市。在党的百年奋斗史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英雄的武汉人民勇立潮头，敢为人先，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多次肩负起祖国安危、民族复兴重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留下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瞬间，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复兴史诗中，谱写下一页又一页光辉篇章。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1840年到1901年，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逼迫先后签订了数以百计的不平等条约，丧失了180多万平方千米的领土，赔偿了巨额赔款：仅 《马关条约》日本就从中国掠夺赔款23150万两白银；《辛丑条约》中国赔款45000万两白银，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计98000万两白银。至1901年，中国对外8次主要赔款 （包括庚子赔款应付利息）总计折合195300万银圆，相当于清政府1901年收入总额的16倍。帝国主义列强强迫中国开放的通商口岸达92个，租界遍布各个通商口岸。国家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人民苦难深重，民不聊生。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于1861年被迫开埠，英、法、德、俄、日等国纷纷在汉口设立租界，江汉关也被洋人控制。虽然武汉爆发武昌首义，引发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打开了中国进步的闸门，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但中国的社会性质依然没有改变。北洋军阀篡夺革命果实，掌握执政权。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后尝试多党制、议会制、总统制，推行民主共和，中国先后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各种政党。从1916年到1927年，北京政府9次更替，24次改组内阁。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奴役，封建军阀割据一方，连年混战，政客操纵政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人民生灵涂炭，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一批具有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仁人志士，一直在苦苦求索各种先进理论、制度、道路和文化，想找到救国救民的科学理论，探索民族复兴的道路。所以当时有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有了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新村主义、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各种思潮和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分子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为人类社会带来的新变化和新曙光。他们渴望彻底结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苦难深重的历史，彻底改变旧中国一盘散沙、受人奴役欺压的局面，彻底废除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和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悲惨命运，于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决心走俄国人的道路，实现从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开始走上为国家独立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征程。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 “初心”和 “使命”，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本意和出发点，即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了解党的初心和使命，就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
一、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天辟地的伟大革命中，武汉勇于斗争，功勋卓著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武汉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阵地之一、国内最早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6个城市之一，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重大贡献。在28年的革命斗争中，武汉多次站在时代前列，成为革命中心和抗日运动中心，为建党、建军和建立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
（一）传播马列主阵地，领先建党掀工潮
1.武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主阵地
恽代英翻译的 《阶级争斗》
武汉是继北京、上海后全国第三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涌现出恽代英、董必武、陈潭秋、李汉俊、黄负生、包惠僧、刘仁静、林育南等一批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坚人物，他们通过兴学校、创报刊、办书社、翻译出版 《劳农政府与中国》《马格斯资本论入门》《阶级争斗》《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等书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有些书籍的影响非常大，例如，恽代英翻译的 《阶级争斗》和李汉俊翻译的 《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是两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毛泽东曾说自己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最深的三本书里面就有 《阶级争斗》；《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这本书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传播的水平最高的理论著作；恽代英、黄负生、刘子通等创办的 《武汉星期评论》，是后来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
2.武汉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祥地
1920年8月，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张国恩、郑凯卿、赵子健7人在武昌抚院街 （今民主路）97号举行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武汉支部，武汉成为继上海之后全国第二个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城市。1921年7月，武汉作为全国最早建立党组织的六个城市之一，派出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参加在上海、嘉兴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中共一大。董必武、陈潭秋在党纲等会议文件的起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一大召开时，武汉拥有7名党员，党员人数仅次于北京的16人、上海的14人，位居第三，占全国58名早期党员的12%。
3.武汉是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地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积极推动工人开展以争取政治经济权利为目标的革命运动。1922年，武汉共产党组织先后领导粤汉铁路工人、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汉阳钢铁厂工人、汉口英美烟厂工人开展系列罢工斗争，并于1922年7月成立全国第一个地方性联合工会——武汉工团联合会。1923年2月，以江岸为中心声势浩大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将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推向顶点，充分彰显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锻炼了中国工人阶级队伍，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扩大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在这次罢工运动中牺牲的两位烈士——林祥谦、施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也是武汉这座英雄城市的标志性人物。
二七烈士纪念碑，碑后是武汉二七纪念馆
（二）反帝反封居中心，策源建军强党建
1.武汉是中国大革命的中心地
1926年，北伐军胜利进军武汉不久，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从9月开始陆续从各地抽调干部到武汉工作。1927年元旦，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4月中旬，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到汉为标志，中共中央机关正式迁驻武汉。据统计，当时中央机关在武汉的办公地点多达21处。中国共产党在武汉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收回汉口英租界，开展国共合作，掀起以工农运动为核心的群众性革命运动高潮。武汉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政治舞台和中国大革命中心。
位于汉口原俄租界四民街61号 （今胜利街165号）的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
2.武汉是中共组织体系走向正规化的起始地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创造了党史上的多个 “第一”：第一次选举了党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第一次明确了中央、省委、市 （县）委、区委、支部的系统组织体系，这一党的领导体制与组织体系一直沿用至今；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一次在党章中正式提出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党的 “五大”还提出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等正确原则。与在上海时的党中央机关相比，武汉时期，党中央秘书厅和各部委有了相对固定的办公地点，初步形成了一些制度，如党员统计、登记制度，党员干部审查、任免、调派制度，财务管理制度，文件送阅制度，秘密工作制度等。
中共五大在武汉国立武昌第一小学 （今武昌督府堤20号）举行开幕式
3.武汉是中国革命实现第一次历史转折的发生地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实行 “分共”，标志着中国大革命宣告失败。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着重批评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倾错误，确立了实行武装起义和土地革命的方针。毛泽东出席这次会议并作发言，强调 “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八七会议是在中国革命处于紧急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道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使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实现第一次历史性转折，开始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走上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八七会议在汉口三教街41号 （今汉口鄱阳街139号）召开
4.武汉是人民军队建军的策源地
1927年春夏，中共中央在武汉期间完成了军事工作方针的转变，培养了大批军事干部，扩大和组建 “自己可靠的军队”，策划并领导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参加三大起义的主力部队都在武汉完成组建、扩编，并从武汉集结出发。叶挺独立团从广东开始北伐的时候只有一个团，到武汉来了以后扩编成五个团，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影响和掌握着由蒋先云担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六师七十七团、由卢德铭担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由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编的第四军教导团等武装力量。经过统计，武汉时期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是15到20个团。参加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为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还有朱德率领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部分学员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再加上准备动员参加起义的蔡廷锴第十师和计划在起义后赶到南昌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参加秋收起义的主力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参加广州起义的主力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其他起义如鄂南暴动、黄麻起义等也是在武汉决策的，一些起义领导人和骨干也是由武汉派出的。
5.武汉是党培养高级领导干部的摇篮地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大革命高潮时期，很多党内优秀人才汇聚江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都进入了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他们在中国革命发展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大革命失败后，中央先后3次在武汉设立长江局，一大批党员干部在武汉锻炼成长。1955年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的十位元帅、十位大将，都有在武汉进行革命工作的经历。1989年中央确定的36位军事家中，至少有34位在武汉从事过革命工作。武汉两湖党校、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等为后来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大批党政军人才。
其中，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由邓演达、谭延闿、恽代英三名常委负责，恽代英担任政治总教官，实际主持军校工作。1927年2月12日军校开学后，有大量共产党员进入军校学习或任教，如政治部主任施存统，文书陈毅 （党内职务是军校中共党团书记），政治大队第一队队长徐向前、二队队长吴展、四队队长廖运泽等。学员中也有许多共产党员，如红一军团参谋长徐彦刚、红四军十二师政委张赤男、红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以及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大将的罗瑞卿、许光达，上将张宗逊、杨至成、郭天民等，都是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培养的学生。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也因此被誉为 “红色黄埔”。
红极一时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不仅因为革命性、战斗性、纪律性强而政治上 “红”，更引人注目的是它有一支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生队，为这所 “党纪似铁，军令如山”的学校增添了一道亮丽风景。军校共招收了183名女生。在这支富有传奇色彩的女生队中，涌现了红军第一位女司令胡筠、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和游曦、张瑞华、黄杰、危拱之等优秀代表。
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则培养出了大量农民运动骨干，他们被派往各地担任农民运动特派员或回乡从事农民运动，参与领导当地的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贡献。
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开学盛况
6.武汉是毛泽东思想的萌芽地
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思想是在武汉萌芽的。毛泽东在湖南进行实地考察之后，在武汉完成了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个报告完成之后，在当时影响很大。在农民问题上，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农民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要普遍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必须大力武装农民，建立农民革命政权。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提出要争夺革命领导权。面对革命危机，毛泽东主张 “上山”，此即工农武装割据理论之先声。毛泽东上井冈山不是突然心血来潮，他是早就有这个思想准备。1927年6月，一些党员和骨干积极分子从湖南来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毛泽东对他们说，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这个时候毛泽东在思想上就已经有了 “上山”的萌芽。随后，在7月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出了 “上山”，说 “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否则 “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三）伟大转折挽狂澜，浴血斗争探新路
大革命失败之后，武汉陷入了白色恐怖和血雨腥风之中，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武汉党组织在1928年2月到1929年3月期间，就先后经历了四次大破坏和三次重建，向警予等成百上千的共产党人，为了理想信念和革命事业浴血斗争，夏明翰留下了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等气贯长虹的千古绝唱，这是武汉作为英雄城市的历史底蕴。黄麻起义之后，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在木兰山坚持开展武装斗争，发动游击战争，从木兰山星火燎原到大别山红旗不倒，在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除了城市的英勇斗争之外，在武汉的郊区、郊县、农村也有很多英勇的斗争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汉阳的红色战士公墓中，有很多1927年汪精卫 “分共”后到1928年底牺牲的烈士。这些烈士中，有当时的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和汉口、武昌市委书记等一批领导干部。
位于龟山风景区内的红色战士公墓
（四）团结救亡掀高潮，砥柱中流抗日寇
1.武汉是全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掀起地
全民族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在武汉第三次成立长江局，前两次分别是在1927年、1930年成立的。当全民族抗战烽火燃起之时，周恩来、项英、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在武汉领导长江局，恢复重建南方十三省党组织，建立抗日救亡团体，发行抗日救亡报刊书籍，阐明中国共产党抗战立场；推动实际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开展了一系列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盛况空前的抗日文化活动，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共赴国难，掀起了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武汉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显示了爱国主义精神的强大凝聚力，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力促进了国民党的积极抗战，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众运动新篇章。
1938年3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 （前排左四），第三厅厅长郭沫若 （前排左五）和第三厅部分工作人员合影
在周恩来、郭沫若等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武汉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 “七七”献金运动，其间，献金台前人潮汹涌，从中国共产党人到国民党人，从八路军将士到普通民众，参加献金者达百万人。献金运动广泛动员了群众参与，极大地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绪，有效激发了全民族的抗战热情。
2.武汉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新四军的诞生地
新四军的成立可谓一波三折。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采取 “北和南剿”的方针，在北方基本上停止了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但在南方加紧 “剿共”，企图于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前消灭南方红军游击队。但迫于全国抗日战争形势的危急，国民党当局对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的方针发生了变化，由以 “剿”为主改为以 “抚”为主。由此推动了国共双方在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的谈判进程。改编军队的领导人问题是国共双方谈判的重点，一直没有达成共识。1937年7月，周恩来在上海遇到了从澳门返沪请缨抗战的北伐名将叶挺，考虑到叶挺或许是蒋介石能够接受的领导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合适人选，就同叶挺商量，提出由他 “整编游击队”的初步设想。叶挺回国本意也是为抗战报国，于是欣然答应周恩来这一建议，并开始向南京国民政府积极活动。比起不得不任命一位中共方面的军长，对于已脱离中共十年之久的叶挺，国民党当局当然是求之不得的。9月28日，蒋介石在事先没有征得中共中央同意的情况下，便通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出通报，宣布 “由委员长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新四军军长”。
为什么叫 “新四军”呢？在与周恩来谈话之后，叶挺找到自己保定军官学校的老同学、当时正在上海指挥作战的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提出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成一个军，番号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以示继承北伐战争时期老四军的光荣传统。国民党单方面任命叶挺之后，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并不清楚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的详情和他本人的政治态度，便希望叶挺去延安一趟。叶挺于1937年11月3日抵达延安，表示愿在中共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与叶挺谈话之后，决定其担任新四军军长。11月12日，叶挺抵达武汉，组建新四军筹备处，着手筹建新四军军部。12月25日，在叶挺、项英等人的主持下，新四军军部的第一次会议在汉口日租界大和街26号召开，标志着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正式成立。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长叶挺 （中）、副军长项英（右二）、参谋长张云逸 （左二）、曾山 （右一）、傅秋涛 （左一）在汉口合影
新四军组建后，较快完成集中整编，迅速东进开赴抗日战场，独立自主地在江淮河汉地区开辟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武汉保卫战期间，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战场积极开展军事斗争，先后取得134次战斗胜利。全军由1万人发展壮大到2.5万余人，有效牵制了大量日军兵力。
武汉沦陷期间，以李先念为师长的新四军第五师将司政指挥机关驻扎于武汉黄陂姚家山，在武汉城区近郊的黄陂、汉阳、蔡甸、新洲、江夏建立若干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对武汉日军形成战略包围，开展大大小小无以数计的战斗，其间取得了新四军军史上著名战役——侏儒山战役的辉煌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势力。在孤悬敌后的7年艰苦卓绝战斗中和日、伪、顽三面夹击的险恶形势下，新四军第五师由最初南下的160余人发展壮大为5万雄师劲旅，创建了地跨鄂豫皖湘赣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对武汉形成战略包围。新四军第五师得到中共中央 “发展第一，独立工作第一”的高度评价。
3.武汉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东方战场的主阵地
1938年的武汉会战是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战线最长、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一次战役。日军投入兵力30多万，中国参战部队约100万。武汉会战主要在武汉外围展开，武汉本土发生的主要是空战。当时，中国共产党也有直接参战的部队，如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支队、第三支队、第四支队。1938年3月，鄂豫皖红军高敬亭部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从黄安 （今红安）七里坪出发，开赴安徽抗日前线。5月，第四支队一部在安徽巢县蒋家河口伏击乘船出扰的日军，此战揭开了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常规战争的序幕。
武汉保卫战中，中国军队用高射机枪向日军飞机射击
1956年刚建成时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
武汉会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一方面组织以新四军为主体的党领导的南方抗日武装力量，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武装斗争，有力配合武汉会战，一方面积极推动各种爱国进步团体和进步报刊向国际社会宣传武汉的抗战形势，争取国际正义组织和友人支援武汉人民抗战工作。在正义力量的感召下，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向武汉派出援华医疗队，大批爱好和平的国际进步人士云集武汉，以各种方式支援中国抗战。据报道，在全面抗日战争期间，先后有2000多名苏联飞行员加入援华空军志愿队，他们中有200多人牺牲在中国战场。武汉解放公园内有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在方锥形大理石纪念碑上铭刻着为支援中国而英勇献身的29名苏军烈士的姓名。还有大家所熟悉的白求恩。1938年2月，白求恩从加拿大乘船到香港后，借道武汉前往延安，他在武汉停留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不分昼夜地抢救武汉抗战中受伤的军民，当年白求恩工作过的地方就是现如今的武汉市第五医院。在国共两党团结合作下，中国军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抗击侵华日军主力，大大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使整个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也使武汉保卫战与同时期的西班牙马德里保卫战并称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西方战场的主阵地，写下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重要一页。
（五）和平民主反内战，里应外合迎解放
在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企图夺取抗战胜利的果实。而在抗战后期，国民党的主要兵力都集中在中国大西南地区。武汉地处华中腹地，是大西南通往华北、华东、华南的交通要道和国民党调兵遣将进犯全国各解放区的必经之地。所以，国民党军队提前抢占了已被新四军第五师战略包围的武汉，拒绝在武汉外围坚持抗战的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部入城。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避免内战爆发，与国民党当局展开了多次谈判，并在汉口杨森花园签订 《汉口协议》。但国民党当局一意孤行，悍然进攻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武汉近郊党组织被迫随中原军区部队进行中原突围，由此拉开人民解放战争序幕。从1945年8月至1946年6月，中原军区通过10个月的战略坚持，牵制了30万国民党军队。毛泽东对中原战略坚持的胜利给予高度赞扬，说它“对于争取东北及华北的胜利有极大的帮助”。
另一方面，南方局和武汉周边解放区各级城市工作部秘密向武汉派遣力量，重建地下党组织，领导武汉人民开展第二条战线的斗争，武汉的地下斗争开展得惊心动魄。当时武汉的地下工作组织可以称为 “三大三小”。“三大”包括中共湖北省工委、中共武汉市工委、中共武汉市委系统，中央社会部系统，城市工作部系统。这些系统下面又分了多个层级和分支，人员交叉重合，结构非常复杂。“三小”则包括中共中央上海局武汉中心小组、中共中央华中分局 （华东局）第三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上海局湘鄂特别委员会。除了 “三大三小”，武汉还有很多由中共领导的群众团体和秘密外围组织。华中分局第三工委书记、湘鄂特委委员徐楚光，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上的杰出战士，他潜伏敌营18年，屡建奇功，为党的情报事业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1947年，由于叛徒出卖，徐楚光在武汉被捕。因坚决拒绝了敌人重金收买、高官利诱，1948年10月，徐楚光在南京被敌人杀害，终年39岁。徐楚光被捕之后，由张冰接任华中分局第三工委秘书、湘鄂特委委员，组织开展了大量地下工作，1948年6月，张冰在长沙被特务抓获，随即押赴武汉，在武汉解放前夕英勇牺牲。1949年4月，武汉地下党组织开展统战策反工作和“反搬迁、反破坏”斗争，里应外合迫使敌军弃城南逃，武汉兵不血刃迎来解放。
徐楚光
1949年5月，解放军入城部队行进在汉口中山大道，市民争睹其风采
二、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改天换地的伟大实践中，武汉敢于担当，成就辉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9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消灭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战胜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彻底改变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团结带领武汉人民建立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迅速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稳定市场物价，推进土地改革和城市民主改革，全面开展社会改造，荡涤旧社会浊水污泥，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武汉顺利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后来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同时，武汉积极投入国家工业化建设，新建一批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的大型企业，成为全国重要工业基地之一。
（一）引领中南立功业，华中明珠放异彩
1.武汉是中南局统筹领导中南地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挥地
作为中南大行政区辖市，武汉一度成为党中央在中南地区的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1953年3月成为中央直辖市，1955年、1962年两度被中央作为计划单列市。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军政委员会代表中央在武汉统一领导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中南六省和武汉、广州两市，进行清匪反霸和镇压反革命，开展土地改革，恢复国民经济，推行城市民主改革以及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武汉在党领导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有效解放生产力并顺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过渡方面进行了许多在全国具有开创意义的实践，发挥了中心城市的作用。
2.武汉是党中央若干重大决策的作出地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充分发挥武汉作为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科教和交通运输中心作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多次在武汉开展重大工作调研、召开重要会议，并作出系列重大决策。1953年2月，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视察武汉，其中有一项行程是登上长江舰，视察海军舰艇部队。在这次视察期间，毛泽东指出：“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这对于人民军队建设是一个重要决策。1958年11月，党中央在武汉先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通称 “武昌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等问题；随后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和 《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全会研究讨论高指标、浮夸风的问题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有关问题，开始对推进 “大跃进”、人民公社过程中 “左”的错误进行纠正，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武汉召开的唯一一次中央全会。1958年9月13日，毛泽东在武汉决定改变炮击金门的办法，从之前的每天都打，改成单打双不打。1959年3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听取处理西藏叛乱问题的汇报，对平定叛乱作出重要指示和决策。1974年，邓小平复出之后来到武汉会见毛泽东。10月4日，毛泽东让秘书打电话给北京，向中央政治局提议让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3.武汉是新中国独立自主工业体系建设的重要落子地
为了改变国家工业布局不合理和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迅速建立起新中国独立的工业体系，党中央高度重视发挥武汉的作用，把武汉作为全国重要发展中心和华中重工业基地。武汉敢于担当历史重任，积极投入国家工业化建设，新建一批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的大型企业，成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一五”时期，国家在武汉布局建设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如武汉钢铁公司、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武昌造船厂、武汉肉联厂、青山热电厂、武汉长江大桥等，其中武钢、武重、青山热电厂是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中的3项，共投资15亿元。这些项目均是事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前途的重大骨干工程。随着“一五”“二五”计划的实施，武汉成为新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重工业中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部地区工业基础薄弱的局面，优化了全国工业布局，为构建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保障国家安全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到1965年，武汉市工业总产值居全国大城市第五位。
1958年9月13日，武汉钢铁公司一号高炉建成投产庆典
（二）城市建设展新姿，科教文化增实力
武汉是全国科教资源富集地。新中国成立不久，党对全国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进行全面除旧布新。1953年，为适应工业专业人才的迫切需要，按照中央对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的指示，中南区对武汉地区的多所学校和相关科系进行调整。调整完成后，武汉共设有11所高等学校：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武汉河运学院、华中农学院、中南同济医学院、湖北医学院、中南财经学院、中南政法学院、华中师范学院、中南音乐专科学校和中南美术专科学校，使武汉成为全国高等教育资源聚集的重要地区，初步奠定了武汉作为华中乃至全国科教中心的基础。经过70多年的持续发展，如今的武汉拥有高校90多所，在校大学生130多万。
三、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翻天覆地的伟大事业中，武汉敢为人先，善于创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一）“两通突破”开新局，综合改革为人先
1.武汉是全国若干改革开放经验形成的先发地
改革开放时期，武汉人民充分发扬 “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大胆先行先试，勇于开新局、闯新路，积极首提首创首试，在全国率先推出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示范性、推广性的改革开放 “武汉模式”，推动武汉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从老工业基地向先进制造业基地升级，从科教重镇向创新型城市跃升，实现武汉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促进武汉质量效益同步提高，为全国各地改革开放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1979年，武汉在汉正街恢复开放小商品批发市场，率先将个体私营经济推上中国市场经济舞台，由此拉开全国商业流通体制改革的序幕。汉正街一时间成为全国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和改革开放的风向标，被誉为 “天下第一街”。1979年，武汉洗衣机厂公开进行 “荷花”牌洗衣机配套件全国招标，这一首创的企业招投标 “荷花模式”，迅速被全国企业学习和推广。1981年1月，武汉在国内率先成立科学技术服务公司，首次提出 “科技成果商品化，科技服务社会化”的理念。同年8月，成功举办全国第一个技术交易会，首次将技术成果作为商品推向流通领域，并被作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新形式迅速在全国推广。1984年11月，武汉又成立全国第一家技术市场。作为中国技术市场的发源地，武汉为我国技术市场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在推进国企改革上，武汉在全国较早推行厂长负责制，1984年聘请德国人格里希为武汉柴油机厂厂长，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通过强化质量意识，进行企业管理体制改革，使武汉生产的柴油机整机质量得到提高，并开始出口，为武汉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此外，武汉还在全国第一个建立产权交易市场和放开蔬菜价格，率先进行金融体制改革试点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试点及国有资本营运改革试点。这一系列先行先试举措，不仅使武汉多次成为全国改革的风向标，而且多项举措被转化为国家政策。
20世纪80年代的汉正街小商品市场
2.武汉是中国特色政党协商的经验探索地
自1984年起，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部署和要求，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共武汉市委结合整党、开展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等重大工作，多次组织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召开协商会议，广泛征求意见，请他们对武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献计献策。为了使这种有效的政党协商形式制度化、经常化，武汉市委建立了“双月座谈会”制度，主要任务是加强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的联系，听取党外朋友对市委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和建议，并就全市的大政方针、重大决策向党外朋友通报情况，进行协商，接受监督。中央统战部对这一制度给予充分肯定，并向全国推广武汉的做法和经验。1989年，武汉的经验做法被吸纳进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中，成为加强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合作协商的四种基本形式之一。
3.武汉是全国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先试地
1992年11月20日，市民在江汉路武汉证券公司门前排队购买武商股票
1984年，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武汉作为全国第一个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省会城市。随后以专门文件批准 《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武汉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报告》。此后，为促进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工作的全面推进，国家又决定武汉计划单列，赋予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下放中央和省属在汉企业。武汉市委、市政府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作出并大力实施 “两通 （交通、流通）突破”、放开搞活的重大战略决策。1987年，武汉在东湖成立新技术创业中心，此为我国第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1992年，“鄂武商”在深交所上市，成为中国商业第一股。2006年，武商又完成股权分置改革，成为全国第一家同时拥有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大型股份制企业。从1984年到1998年，武汉先后进行两轮城市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并进行了涉及科技、金融、社会保障、法制建设、搞活企业以及小城镇综合改革等多个单项改革试点。这些改革试点的开展，促进了武汉改革的全面开展和不断深化，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
4.武汉是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的首站地
1992年初，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88岁高龄到南方视察调研并发表谈话，他这次视察南方发表谈话的第一站就是武汉。1月18日，专列在武昌火车站短暂停留，邓小平与湖北省、武汉市党政负责人漫步月台、亲切交谈。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要在坚持 “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前提下，大胆进行试验，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要把廉政建设作为大事来抓。这次谈话，是邓小平对我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的深刻总结，对长期以来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给予了科学回答，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武汉作为南方谈话第一站，加快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先后实施 “五个一批”“壮大放小”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等重大举措，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调整完善所有制结构。1991年3月，国务院批准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993年4月，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获得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政策。两个国家级开发区成为武汉市改革开放的高地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1991年12月1日，关东科技工业园破土动工，拉开了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建设的大幕
（二）“两型”建设作示范，“和谐武汉”结硕果
进入新世纪后，武汉大力实施 “科教兴市”“开放先导”战略，实施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城市管理创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积极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两型社会”建设。
武汉充分利用获批为 “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优势，积极探索推动 “1 8”城市圈构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建设金融中心和环保产业基地，推进滨江滨湖城市建设，同时发挥武汉独特的水资源优势，总体规划建设武汉新港，全力以赴精心打造 “武汉·中国光谷”。随着 “工业强市”战略和 “工业倍增”计划全面实施，武汉综合经济实力也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进入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一方阵，“创新武汉”与 “和谐武汉”建设成就斐然。
武汉是国家许多重大战略的聚焦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基于长期发展所形成的物质和改革开放经验积累，党和国家对武汉寄予了更高的期望，赋予了更重的任务，将一大批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重大战略放在武汉，要求武汉大胆探索创新。武汉不辱使命，奋力作为，取得了许多可圈可点的成绩。2007年12月，国务院批准武汉城市圈为 “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十多年来，武汉作为城市圈龙头城市，辐射带动圈内各市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科学发展观，积极深化改革，不断增强区域综合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使武汉城市圈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和区域协调发展中发挥了更大作用，为推动全国科学发展提供了经验示范。2010年1月，国务院批准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这是继中关村后中国第二个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也是中部地区首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十年来，按照 “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建设标准，武汉积极推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加快培养和聚集一批优秀创新创业人才，研发转化一批国际领先的科技成果，形成了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2020年，在疫情的严重影响下，武汉东湖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内生产总值仍实现5%的增长，突破2000亿元。
四、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在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惊天动地的伟大征程中，武汉勤于探索，乐于奉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武汉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立足高质量发展，围绕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推进两型社会建设，聚焦自主创新，深化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全面深化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改革，夺取了疫情防控武汉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奋力打造新时代英雄城市，全面开启武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一）建国家中心城市，担发展战略使命
武汉从2011年12月提出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复兴大武汉”的奋斗目标后，不断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步伐，陆续承担了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中部崛起等国家重大战略，以及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自主创新示范区、自由贸易试验区、“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等国家重大改革发展试点。武汉的发展和创新由此进入 “快车道”。中国 （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武汉片区落户光谷；《武汉市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方案》获得国务院批准；存储器产业基地、国家航天产业基地、国家网络安全人才与创新基地、国家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基地（智能汽车与智慧交通应用示范区）、生物医药基地、数字媒体工程技术中心等一大批重点项目落户武汉；在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超过8500家，在汉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达309家。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及长江新城 （区）建设正式启动；武汉作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之一的定位，推进了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武汉新港阳逻港区进港铁路、国际航空港的建设以及 “一带一路”项目 “汉新欧”班列的开通。随着一系列国家重大战略聚焦叠加武汉，武汉迎来最好的发展机遇期，插上了腾飞之翼。
武汉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充分发挥产业基础、科教人才、区位交通、发展空间、生态禀赋等方面优势，加大力度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施工业倍增计划，城市综合经济实力实现跨越，经济规模和质量效益同步提升，经济总量向2万亿大关冲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复兴大武汉有了坚实基础。
1.武汉是诸多全面深化改革新举措的展开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武汉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重大决策部署，坚持问题导向，高强度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积极推出一系列在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改革创新举措。推出 “电视问政”，盯住突出问题治庸问责；推行 “城管革命”，探索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子；实施“四大资智聚汉工程” （包括成立全国首个实体化招才局、全国首个科技成果转化局），壮大城市实力；开展 “三乡”工程，促进乡村振兴；推出 “四办”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构建 “四水共治”机制，强化绿色发展；实施 “红色引擎工程”，探索以党建为引领的社区治理新模式；成立 “网上群众工作部”，更好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其中有很多改革措施得到中央和国家有关方面的充分肯定，并在全国推广。如武汉市率先探索的土地 “三权分置”（明晰土地所有权、稳定土地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改革，获得了中央高度肯定，被提炼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形成的 “交易—鉴证—抵押”的 “武汉模式”、国地税联合办税、知识产权 “三合一”审判机制改革等一批经验做法在全国得到复制推广。
2.武汉是中国科技创新勇攀高峰的要塞地
武汉作为全国科教重镇、高新技术产业重镇和自主创新重镇，自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中国科技创新的战略要地。以1978年全市首次科技大会为标志，武汉认真贯彻党中央 “科教兴国”战略，不断加快科学技术事业发展步伐，注重以科技人才为本，以科技体制改革为动力，大力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建设科技强市。40多年来，通过出台 《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武汉跨世纪科技进步战略》、《武汉市科技创新促进条例》和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创新 “黄金十条”、实施 “院士经济”发展工程、创立科技金融改革试验区、推出全国区域股权市场首个科技板等科技新政，不断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目前武汉的创新能力位居全国第五，科技创新优势明显，在军工、航天、通信等诸多领域创造了全国乃至世界领先的业绩。仅 “十三五”期间，武汉地区就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技术发明奖等国家级科技奖励129项，居副省级城市前三名。2019年，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院士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共和国勋章。
（二）全面小康传捷报，绿色发展谱新篇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方面，武汉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央脱贫攻坚方针政策，凝心聚力，克难攻坚，围绕 “两不愁三保障”，坚持 “六个精准”，实施 “八大工程”，构建了全方位的帮扶体系，决战决胜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了全市建档立卡的8.85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销号，271个贫困村全部脱贫出列，到2020年圆满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
1.武汉是中国体育事业发展成果的重要展示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武汉不断深化体育事业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大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力度，加快建设公共体育设施，实现了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的长足发展。从1984年第23届奥运会到2016年第31届奥运会，武汉籍运动员周继红、陈静、伏明霞、乔红等11人，共计摘取奥运会金牌13枚。在多项世界重大体育赛事上，韩爱萍、李娜等武汉籍运动员为国家争得羽毛球、网球世界冠军系列荣誉。在第1届至第7届全国城市运动会上，武汉运动员共夺得金牌139枚，金牌数位居全国前列。武汉市硚口区还被誉为 “奥运冠军的摇篮”。近年来，武汉成功举办或承办了亚洲举重运动会、第六届全国城市运动会、全国跳水冠军赛、全国体操锦标赛、“汤尤杯”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男篮世界杯和武汉网球公开赛等一系列国际国内高水平顶级体育赛事，并从举办陆上马拉松到 “五马奔腾”（武汉马拉松、武汉水上马拉松、世界飞行者大会、国际赛马节、中国汽车摩托车大会），成为能够常年举办各类高级别体育赛事的国际性体育强市。特别是2019年10月，武汉成功举办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代表团取得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一名的成绩，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成就，也彰显了武汉体育事业的发展实力。武汉还创造了军人运动会历史上多个 “之最”：比赛项目数量最多、比赛规模最大、参赛人员最多、第一次在一个城市举办所有的比赛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给予了高度肯定：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的成功举办，体现了中国气派、军人特色，实现了“办赛水平一流、参赛成绩一流”的目标；这次国际军事体育盛会的成功举办，向世界展示了新时代的中国形象，宣示了中国和平发展主张；湖北省及武汉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精心组织、精益求精，广大市民以主人翁姿态热情参与、积极奉献，为军运会圆满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9年10月18日晚，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在武汉体育中心开幕
2.武汉是人民群众获得感满满的平安幸福地
在百年党史上，武汉曾为保证党中央的安全作出过重大贡献。1927年5月，针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捕杀共产党人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军委在汉口余记里12号设特务工作处，在保卫中央和各级党组织安全、获取各种有价值情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武汉成为中共警政保卫机构的发源地，为中央特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武汉一直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推进全面依法治市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积极加强地方立法，坚持严格执法，切实改进法律服务，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1958年，武汉成立的女子交警班培训出中国第一批女交警，她们中的代表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接见。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称赞她们是 “开路先锋，为祖国争了光，为武汉争了光”。特别是近年来武汉通过出台 《推进法治武汉建设的意见》、深化司法和公安警务运行机制改革和坚持依法严厉打击犯罪活动，深入推进扫黑除恶，开展 “群众最满意的平安城市”创建活动，大规模化解信访积案，强化普法教育，在依法治市上迈出更坚实步伐。2018年、2019年，“武汉微邻里”入选中央政法委新时代 “枫桥经验”典型案例和全国 “雪亮工程”十大创新案例。武汉 “万名干部普法行”活动等做法被国家有关部门充分肯定和中央媒体报道，2013年、2017年、2021年，武汉连续三次被国家授予 “长安杯”。
3.武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高光地
武汉是一座充满深厚思想道德底蕴的历史文化名城，历来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80年6月，武汉提出建成社会主义道德高尚城市的目标。1984年，武汉在全国率先推出 “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1987年，武汉率先制定精神文明战略规划。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更是把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重要抓手，扎实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蓬勃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广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汉精神文明领域法规制度建设位居全国领先方阵，在全国较早推出 《武汉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武汉市志愿服务条例》等地方性法规。2014年，武汉荣膺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称号，至今已蝉联三届。武汉涌现出 “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定宇和全国道德模范称号获得者吴天祥、黄旭华和马旭等各类榜样。据统计，武汉现有全国文明村镇14个、全国文明单位40个、全国文明家庭5个、全国文明校园6个、全国道德模范15人 （数量位居全国同类城市首位）、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17人、 “中国好人”105人 （组）、“时代楷模”1个 （群体）、“感动中国”人物16人，呈现出道德群星璀燦的局面，被誉为 “一城好人，道德高地”。习近平总书记曾对武汉 “本禹志愿服务队”予以充分肯定和鼓励。中央文明办多次通报表扬武汉的文明创建工作。2009年，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民政部和住建部联合发文，向全国推广武汉百步亭经验，中宣部、民政部把全国社区书记培训基地建在百步亭，连续三年为全国各地培训社区书记6500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保卫战中，武汉积极发挥精神文明建设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独特作用，创造性实施 “志愿服务关爱行动”，得到习近平总书记和王沪宁、孙春兰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肯定。
2019年，第十期全国社区工作者培训班在百步亭社区开班
2020年2月25日，青山区青山镇街船厂社区志愿者给居民送爱心菜
4.武汉是长江大保护宣言的发出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长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方针后，武汉积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高度重视长江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2005年4月，在武汉举办首届长江论坛，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长江干流11省市区政府共同讨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会议发表 《保护与发展——长江宣言》。自2006年以后，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长江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进一步加大对长江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出台 《关于共抓长江大保护的实施意见》，实施建设 “安澜长江” “清洁长江” “绿色长江” “美丽长江” “文明长江”五大行动。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发出长江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指示后，国家制定 《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将这一理念明确为国家战略。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湖北、考察长江经济带发展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强调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要正确处理 “五个关系”后，武汉坚持在做好长江武汉段的生态修复、环境保护、绿色发展三篇文章上狠下功夫。同年11月3日，在武汉举行的长江生物资源保护论坛，发表了 《保护生命长江武汉宣言》，郑重承诺加快推进落实各项保护修复措施，推进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先行示范。武汉还打响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推行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十大战略性举措，全面排查破坏长江自然生态违规违法行为，全面落实长江治污截污，实施长江和汉江武汉段岸线造林工程等长江大保护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
2005年4月16—17日，首届长江论坛在武汉举办
（三）英雄城市展风貌，红色精神永传承
1.武汉是党的领导核心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活动地
武汉作为中国经济地理中心、中国中部超大城市和全国重要经济中心，因其独特的城市地位和城市特质，经济社会发展一直是党的历代领导核心高度关注的重点。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和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许多成员都曾在武汉战斗生活过，对武汉有着深厚的感情。毛泽东同志一生钟情武汉，除了民主革命时期7次来武汉外，在新中国成立后，从1953年2月16日至1974年10月12日，46次莅临武汉，把武汉作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政治舞台之一。他长期在武汉工作和生活，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指示。如1953年2月16—19日，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来武汉，调研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1954年11月26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同乘专列从广州返回北京途中，在武汉停留，听取林一山关于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设计工作汇报。毛泽东还多次在武汉举行外事活动。如1974年9月5日，在东湖梅岭一号会见多哥共和国总统纳辛贝·埃亚德马。邓小平同志一生7次来武汉，在江城留下光辉足迹。1927年，年仅23岁的邓小平从苏联回国，来到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任中央秘书，为八七会议顺利召开，承担会议地址确定、会场布置、与会代表接待和会议记录等大量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对武汉钢铁公司等 “武字头”骨干企业给予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到武钢视察三次，到武重视察一次。他肯定武钢4号高炉的建设是钢铁战线打的又一个淮海战役，强调指出：钢铁工业要搞大兵团作战，要科学组织、合理施工；搞建设，要有速度；要利用先进设备和技术，搞好产品质量；学习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和经验，要有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志气。1980年7月，邓小平到武汉重访八七会议会址。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首站停留武汉，所发表的重要讲话，对推动武汉的改革发展稳定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江泽民同志20世纪60年代曾在武汉工作过，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多次到武汉视察调研，1998年来武汉亲自指挥军民战胜了长江流域的特大洪水。胡锦涛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于2005年来武汉进行考察调研，2010年对武汉的援藏工作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将武汉的经验加以推广。习近平同志对武汉情深似海、厚望如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年五次考察湖北武汉，先后对湖北武汉作出 “四个着力” “四个切实”的重要指示。特别是2020年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习近平同志以大国领袖的强烈担当，对打赢武汉保卫战进行科学部署，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亲临武汉一线调研指挥抗疫工作。在武汉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果后，又提出要对武汉 “搭把手、拉一把”，部署一揽子政策，支持武汉尽快复苏重振。最近一次是在2022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考察时强调，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科技自立自强上取得更大进展。
2.武汉是2020年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决战决胜地
2020年初，一场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突袭武汉，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时间武汉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抗疫的风暴眼，历史把武汉推到了抗击疫情最前沿。全市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起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主战场责任，以一座千万人口大城自我隔离76天，换取全国、全世界的安全。各级党员干部、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医务人员、社区干部群众、志愿工作者，以生命赴使命、以大爱护众生，与病毒短兵相接、舍命相搏。积极开展疫情拉网大排查，筑起社区防控硬长城，改建新建专科医院和方舱医院，实行病患应收尽收、应治尽治。通过艰苦的生命救治战、防控保卫战、物资保障战、科技攻关战，用1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疫情蔓延势头，用2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武汉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习近平总书记由衷地称赞：“武汉是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高度评价说，“武汉给世界带来了希望”。
2020年1月31日，施工中的雷神山医院工地
2020年9月1日，郭茨口小学门口，家长目送学生入校
3.武汉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血脉的重要赓续地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不断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精神，创造了独特鲜明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武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发祥地之一，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百年来，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和全体英雄人民，坚持不懈地赓续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前赴后继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红船精神、苏区精神、抗战精神、抗美援朝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北斗精神、航天精神、深潜精神和脱贫攻坚精神等许多精神在武汉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方面均有体现。特别是在1954年和1998年抗洪斗争中，武汉人民充分发扬临危不惧、勇于牺牲、敢于拼搏、敢于胜利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发扬舍小家、顾大家的集体主义精神，使武汉成为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主要形成地。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英雄城市、英雄人民再次展示了识大体、顾大局、英勇顽强的精神特质，“封一座城、护一国人”，作为抗疫斗争主战场，为抗击疫情作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使武汉成为 “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主要形成地，以感天动地的壮举为赓续中国共产党精神血脉谱写了新篇章。
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武汉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入实施创新发展战略，发挥 “一主引领”作用，勇担使命，奋发有为，全力打造 “五个中心”、加快建设现代化大武汉，奋力打造新时代英雄城市，努力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原创文章，作者：nbdnews，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nbdnews.cn/26/11/30/3064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