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湖北行政管理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公共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地方政府理论与实践、公共行政理论。主要著作有《地方政府治理新论》《海峡两岸关系史》《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 《国共人物血缘情》等，在 《中国行政管理》 《财政研究》等国内公开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主编、参编教材4部，主持和参与各类课题十余项。
1937年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一座指引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灯塔，成为事实上的 “战时首都”、全民族抗战的指挥中心、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舞台以及内迁企业运转的枢纽，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一、战时首都——全民抗战的中心
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湖北省航业局团风码头外墙 “保卫大武汉”的宣传标语，反映当时中国保卫武汉的决心
1938年的武汉抗战或称武汉会战，实际上真正在武汉展开的战斗很少。武汉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其周边没有战略要地，武汉会战主要是以武汉为指挥中心。武汉会战主要有三条战线：长江北岸战线、长江南岸战线、大别山淮河战线。1938年10月中旬，日军攻占信阳、商城、麻城等地，武汉外围的军事状态日趋紧张，南北两路日军陆续接近武汉。10月25日，中国军队撤离武汉，汉口沦陷。26日，武昌沦陷。27日，汉阳沦陷。2004年，武汉将每年的10月25日定为 “武汉沦陷纪念日”，纪念日当天，武汉市上空响起的防空警报，提醒市民勿忘国耻。
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国民革命军用机枪扫射日军
1937年11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迁渝宣言。在此前后，国民党的党、政、军主要机关纷纷向武汉转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国民政府外交部、内政部、邮政储蓄总局等部门，国民政府战时最高统帅部即军事委员会及其所辖部、会、厅、司、处室各机关以及一些军校均移驻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行政院、司法院、监察院、教育部、卫生部等院部均在武汉设立办事处。英、美、法、意、比、瑞典和苏联等国外交使节移驻武汉。国民党的党、政、军、财、文等方面首脑要员蒋介石、汪精卫、孔祥熙、冯玉祥、于右任、居正、张群、何应钦、陈诚、白崇禧、邵力子、陈立夫等，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项英、王明、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等，一时齐聚江城。
武汉成为国民政府名副其实的 “战时首都”，此时的武汉充分发挥了全国抗战的中枢神经作用。武汉指挥着全国正面战场的作战，国共双方以团结抗战为总目标，进行了广泛的协商和合作。国民党采纳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见，进行了必要的政治和军事改革，并在诸多重大问题上进行谈判并达成共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一时期得到深入发展，为全国持久抗战奠定了政治基础。
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人与新四军负责人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合影 （右起分别是项英、曾山、周恩来、秦邦宪、王明、叶剑英、张云逸）
武汉作为国共合作的重要舞台，在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充分发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作用，坚决同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内的失败主义、投降主义倾向作斗争，团结抗战进步力量，支持国民党的一切抗战活动。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大会通过了 《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其主要内容与中国共产党的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基本一致，构成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1938年7月，具有参政议政性质的首届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共两党以及其他党派政治上的合作，对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民族抗战起到了积极作用。
1938年，第一届国民参政会部分参政员合影
在政治中心西移武汉的同时，国民政府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也从上海迁至武汉。华北及东南的大批工厂、企业都跟着内迁，仅上海、河南、山东等地向武汉迁移的工厂就有170多家，武汉三镇的工厂总数在短时间内激增至近700家。这时的武汉成为国内工业门类最为齐全的大都市和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为全国抗日战争提供了经济支持。
此外，大批文艺界人士、新闻工作者和流亡学生也来到武汉。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组织和发动下，社会各界人士都被动员起来，他们通过各种手段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激发民众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爱国之心，掀起以武汉为中心向全国辐射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先后有一百多种抗日期刊、几十种报纸、几百种图书在武汉出版发行，使武汉成为全国和全世界了解中国抗战的窗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文艺界人士成立了众多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并于1938年3月27日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使原本比较分散的全国文艺界实现空前大团结。据1938年8月的统计，武汉三镇呈请登记的救亡团体超过260个。
武汉文化界人士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院内合影
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群众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群众动员和参与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史无前例，且向八方辐射，把全国抗日救亡群众运动高潮推向顶点。其深度和广度，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也极为少见，构成这一时期中国人民抗战的重要内容和主要特征。
1938年4月，武汉抗战歌曲演出现场
1937年底至1938年10月，学术界称之为 “武汉抗战”时期。叶剑英在 《目前战局与保卫武汉》中指出，武汉 “处天下之中，依今天的形势看来，隐然亦俨然的为中华民族精神所寄托”。周恩来在 《辛亥、北伐与抗战》中谈到，“武汉是中华民国的诞生地，是大革命北伐时代的最高峰，现在又是全中华民族抗战的中心”。作为 “战时首都”的武汉，体现出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全国人民同心同德、抵抗外敌的坚定决心。而这也是武汉打造新时代英雄城市的历史底色和精神支撑。
二、“七七献金”——众志成城的体现
在武汉抗战过程中，“七七献金”运动最能体现一般民众对于国家的认同、对于抗战的支持。国民政府因上海、浙江、江苏、山东等大片国土沦陷而导致财政收入骤减，难以保障军队继续进行抗日战争。为了更广泛地发动民众，唤起全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意志和决心，切实支援抗战前线，在1938年“七七事变”爆发一周年之际，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和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组织一场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将募捐献金作为主要内容。“到献金台去！”成为当时各大报纸的醒目标题。而武汉的 “七七献金”运动，无论从规模还是从效果上看，在全国都是最具影响力的。
1938年7月7日，献金运动第一天，武昌司门口、汉口三民路孙中山铜像前、汉口世界影剧院门口等6座献金台隆重揭幕，各献金台人潮汹涌。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这次献金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也是积极参加者。周恩来、王明、博古、董必武等组成的 “中国共产党献金团”尤其引人注目。其中，周恩来献出自己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240元月薪。董必武、邓颖超、吴玉章、林伯渠、博古与王明将他们担任国民参政员的2100元薪金全部献出。毛泽东电报委托他人，将其担任国民参政员的350元薪金全部捐献。同时，中国共产党人还捐献党费1000元。李克农代表八路军将士，捐献了从伙食费中节约下来的1000元。叶剑英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各捐献当月薪金5元。
中国共产党献金团
国民党党政军大员、国民参政员和中间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也踊跃献金。蒋介石、宋美龄献金1.9万余元，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捐出金鼎1座、金戒指4枚，行政院长孔祥熙捐献1.2万元。
普通民众的爱国献金举动更令人动容。两位断了腿的辛亥革命老兵拄着木棍爬上献金台，捐献两块大洋，用于购买子弹，抗战杀敌。电影 《热血忠魂》的女演员黎莉莉献出了自己的结婚戒指。几个工人把自己的血汗钱捐到献金箱里，一个要饭的哑巴捐献了12个铁环和2分钱，武昌乞丐教养所的全体乞丐献出了一天40元的伙食费。一位从华北沦陷区逃出的难民同胞，一天竟来了三次。第三次献金之后，他对台下的民众说道：“我是从河北逃出来的，我全家都被鬼子杀了。国亡之后，连命都保不住，要钱有什么用……”
1938年，武汉儿童在街头募捐
1938年，一位普通民众在献金台前献金
献金运动原定进行3天，可到了7月9日晚，献金台前依然人声鼎沸，前来献金的群众络绎不绝。面对如此火热的爱国场景，活动又延长了两天时间，并增设流动献金台十余座。5天时间，参加献金者达百万人，献金总额达百万元以上。这次献金运动，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巨大凝聚力，有效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也是对前线战士的极大鼓舞。
1938年7月，武汉献金运动场景
1938年，武汉人民广泛参与到献金运动中来，在国家危难、民族危亡时刻表现出强烈的主人翁意识、无私的奉献精神，为保卫武汉、扭转抗日战争的不利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近代中国的每一个重要历史转折口，总能见到武汉这座城市伟岸挺拔的身影。其背后所蕴含的是武汉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英雄主义，敢为人先、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
三、武汉空战——血洒长空铸英魂
在武汉抗战过程中，武汉空战强烈体现了中国军人热血报国的壮志情怀。武汉会战从1938年6月开始，武汉空战比武汉会战的时间要早一些，从2月开始。在武汉会战之前，为打击武汉经济设施和军事工业，削弱中国军民的抗战士气，为后续的武汉会战铺路，日军发动了武汉空战。中国空军奋起反击，由此爆发了三次规模较大的空战战役。
1938年，日本战机轰炸汉口王家墩机场
1938年，被日军轰炸的汉口
年仅22岁为国捐躯的陈怀民烈士
第一次武汉空战发生在1938年2月18日，中国空军在苏联空军志愿队的配合下，12分钟击落日机12架，中国飞机损失5架，李桂丹、吕基淳、巴清正、王怡、李鹏翔5名飞行员壮烈牺牲。
1938年2月，武汉市民欢庆 “二一八”空战大捷
第二次武汉空战发生在4月29日，这一天是日本的天长节，即昭和天皇的生日。日军为报复中国空军，给天皇祝寿，决定于当天空袭武汉。但是在4月20日的时候，1架日本双座侦察机在湖北孝感上空侦察时被击落，中国军队从死去的日军飞行员身上搜到的笔记本中，已提前获知了这一重要情报。驻扎在武汉的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空军为迷惑日军，于4月28日傍晚，故意将全部飞机起飞，飞往南昌方向。日本在汉口的密探，立即送出“大批飞机撤离”的情报。一个小时之后，飞行员们掉转机头，趁着昏暗的暮色，悄悄返回了汉口机场。日军于4月29日下午2点多，按预定计划出动36架轰炸机、12架战斗机，对武汉发起了空袭。中国空军与苏联志愿空军早有准备，分别出动19架、45架战斗机，迅速占据有利位置，迎击日军。此次空战共击落日机21架，取得辉煌胜利。
空军飞行员的选拔要求很高，普通民众难以企及，所以当时的中国空军基本是由富二代、官二代组成，他们的身体素质较好，又普遍接受过良好教育，这当中的很多人，本可以过上一辈子衣食无忧的生活，却为了国家和民族，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
在这场空战中，22岁的陈怀民，首先咬住一架敌机，凭借出色的空战技术，率先击落一架日机。随后，陈怀民被五架敌机包围，由于寡不敌众，很快他的战机多处中弹，油箱着火，冒出浓烟，难以操纵，他自己也身受重伤。在千钧一发之际，陈怀民本可以跳伞求生，但他看到敌机逞凶之时，不禁怒火中烧，猛的将飞机向上翻转180度，撞向日军王牌飞行员高桥宪一的飞机，与之同归于尽，以身殉国。
23岁的吴鼎臣担任副大队长刘宗武的僚机，被三架敌机围困。战斗中一架敌机的一排子弹把他背后的钢椅背打得叮当响，随后另一架敌机又击中了吴鼎臣座机的油箱。飞机顿时燃起大火，飞机向前飞，火向后面烧，吴鼎臣的头部、颈部被烧伤。危急关头，吴鼎臣用左手解开安全带，右手猛推驾驶杆，利用飞机下坠瞬间的离心力，将自己甩出了座舱。为了避免敌机的空中扫射，在离地面约1000米时，吴鼎臣才将降落伞拉开。尽管这样，吴鼎臣还是受伤了，他右脚的皮鞋被子弹打穿了两个洞，一颗燃烧弹打穿了他的飞行服，手也被烧得起了泡。最后，吴鼎臣降落在武昌南湖机场附近的水稻田里。当地百姓在确认他是中国空军飞行员后，立即将他送入武汉万国医院进行救治。在住院治疗期间，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来医院探望和慰问。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对吴鼎臣表示慰问，鼓励他好好养伤，伤愈后重返蓝天与敌机搏杀。
武汉民众在以往的空袭中，基本都是藏身掩体，保持静默。这一次空战，中国空军占据上风，不断有日军飞机被击中，武汉民众大受鼓舞，纷纷涌上街头，欢呼雀跃。甚至有人带头唱起了《青年航空员之歌》。
据时任中国空军顾问陈纳德统计，此次空战半个小时，中国击毁日军飞机21架，中苏空军损失7架。战后，《武汉日报》《新华日报》纷纷发表文章，发布 “四二九”大捷消息，表达对航空英烈的敬意。叶剑英 《反攻》这篇文章中称赞中国空军“作战英勇，动作协调，牺牲壮烈，胜利伟大，与八路军在阳明堡夜袭敌人的机场，毁灭敌机22架的奇勋，遥相辉映，值得全国人民敬仰学习”。中共中央长江局董必武、邓颖超代表中共中央和西北各界妇女救国联合会慰问了中苏空军，并献上 “百战百胜”的锦旗。
第三次武汉空战发生在5月31日，在遭遇 “四二九”空战惨败之后，日军出动18架轰炸机、36架驱逐机再次空袭武汉。中国空军和苏联空军志愿队立即升空隐蔽，伺机作战。当日机进入武汉地区时，中苏空军采用合围的办法，对日机进行猛烈攻击。日军且战且退，落荒而逃，被迫撤出武汉。经过激战，中苏空军击落日军飞机14架，中国方面只损失飞机2架。
这一时期，除了武汉本土的空战，中国空军还进行了远征。“二一八”空战后三天，中国空军于凌晨7时起飞，突然出现在被日军占领的台北上空。日军措手不及，停泊在机场上的30多架飞机全部被炸毁，当日军缓过神来，中国空军已绕域一周，安然返回基地。这是武汉抗战时期，中国空军远征的首次大捷。
为打击敌人的气焰，振奋士气，经过周密准备，5月19日，中国空军的两架飞机远征日本。下午3点多，空军第十四中队中队长徐焕升、第十九中队副队长佟彦博各带队驾驶一架飞机，从汉口机场起飞。下午5点，两机降落宁波进行加油，于当晚11点多再次起飞。5月19日凌晨，两架飞机在九州岛、长崎、福冈、久留米、佐贺等城市散发两百万份 《告日本国民书》后胜利返航。
其实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中国空军只有200多架飞机。而日本已建成了一支世界一流空军，拥有将近2000架飞机。双方的实力相差极为悬殊，所以那时的中国空军是非常不容易、非常英勇的。中国空军的身上充分体现出中国军人热血报国的壮志情怀。
四、工厂内迁——延续抗战的根基
北平、青岛被日军占领后，当地的工业成为日军 “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资本。国民政府退到武汉后，为了避免重蹈覆辙，立即把上海的工厂搬迁到武汉，武汉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由于短时间内找不到适合建厂房仓库的地方，也没有重新启动工厂的资金，武汉、上海的工厂只能继续往大后方撤退，这场战时的经济大转移被西方称为中国的 “敦刻尔克大撤退”。与西方不同的是，英法的工业基础不比德国差，他们只要保证40万人撤走就可以了，物资装备可以不要。但中国不光人要撤退，工厂物资装备和学校也要整体迁走。
据统计，武汉抗战期间共迁出工厂200多家，工厂内迁涉及到拆迁、搬运、工人转移等各个方面，汽车运力有限，只能依靠长江。当时，上海至武汉段能走1000—3000吨级轮船；武汉至宜昌航段能走500吨级轮船；宜昌到四川之间则只能走500吨级以下的轮船，而且江段滩多水急，航道狭窄，大规模运输难度很大。武汉沦陷后，宜昌有10多万吨器械要运走，再加之军械、官兵和成千上万的难民，运输量巨大。发动枣宜会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掩护宜昌地区的工业进一步西迁。
民众齐心协力抢运西迁厂矿企业的机器和物资
这场耗时费力的大转移作用巨大，它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工业的畸形布局。以前只有沿海大城市和个别内陆城市才有现代化工业、学校，武汉抗战使得这些工业物资、人才、学校转移到了大后方，成为建设大西南、大西北的后续力量，为持久抗战奠定了经济基础和人才基础。
从战时首都、七七献金、武汉空战、工厂内迁这四个方面可以看出，1938年的武汉，是一个当之无愧的英雄城市。1938年历时四个半月的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日双方投入兵力最多、战线最长、时间最久、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也是中国军队歼灭日军人数最多的一次战役。此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武汉抗战过程中，武汉人民空前团结，展现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每一个武汉市民都应该了解这段英雄历史。
中山公园的受降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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