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革命博物馆—红色的景区-下载亚博app

武汉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近代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事件曾发生于此,无数革命先烈和仁人志士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曾在这块热土上战斗、工作和生活,江城处处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近世中国最具影响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革命,曾创下三占汉阳、汉口,四克武昌的辉煌战绩。摧毁千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就是在武昌首义。1921年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是发起者之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在汉口的江岸拉响汽笛。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武汉曾为国民政府的所在地。抗日战争初期,武汉一度成为战时首都,汇聚了八方精英。在摧枯拉朽的解放战争中,武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智慧和鲜血,保护并完整地接收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

武汉市革命博物馆—红色的景区

历史由来

2000年11月,武汉市决定将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毛泽东旧居纪念馆、陈潭秋烈士纪念馆和武昌起义门管理所合并,组建武汉市革命博物馆,办公地点设在位于武昌红巷13号的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内,负责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武昌毛泽东旧居、中共五大开幕式旧址暨陈潭秋烈士早期活动旧址和武昌起义门旧址的管理、保护和对外开放;负责武汉地区近现代文物的征集、保护、展示、研究及武汉近现代史的研究;负责举办反映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专题展览。2010年12月,红巷景区升级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并成为全国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武汉市革命博物馆现有藏书3000余册,照片底片资料1万余张,文字资料3000余份,复制(印)件1300余件,文物原件594件。其中一级文物10件,二级文物48件,三级文物266件,参考品273件。毛泽东1927年撰写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农讲所编印的《规约》、学生佩带的“证章”,以及周恩来、董必武、张平化、伍修权等领导人的题字、题词,黄兴、邓演达、陈潭秋、夏明翰、包惠僧等用过的实物均为珍贵的革命文物。

武汉市革命博物馆成立的10年间,曾举办和引进各种历史、文化、艺术专题展览,先后举办了《中国近百年史展览》、《毛泽东与武汉》、《基层干部的榜样——吴天祥先进事迹展》《胜利属于人民》、《铁流二万五千里》、《禁毒大风暴》、《国旗在我心中》、《红岩魂》、《香港回归展》、《纪念周恩来诞辰百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澳门回归展》、《毛泽东中南海遗物展》、《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展览》、《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八十年》、《中华传统美德展览》、《人民领袖毛泽东》等30多个陈列展览。

景区巡展

毛泽东同志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所旧址

毛泽东同志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坐落于武昌城北角(今红巷13号),座北朝南,是一个长方形的大院落,4栋砖木结构的房屋均面向正门平行布置,灰色青墙朱柱红檐,屋檐下四廊贯通,系典型的晚清学宫式建筑。院落占地面积约1.1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为6350平方米。大院两面墙上“进行国民革命”、“拥护工农政策”的标语至今还历历在目。大院内第一排红柱青砖的房舍,就是当年的办公用房,东头有常委办公室,毛泽东就在这里办公。第二排房屋中部是大教室;穿过一面积为2800平方米的大操场,是一幢二层青砖楼房,为学员寝室,寝室中陈列着简朴的双层木床、卧具、军装、枪架,墙上贴着体现农讲所办学方向的口号——“到农村去”、“实行农村大革命”。在讲习所的中间有间面积最大也最为著名的教室。在这间可以作为礼堂的教室里,正中悬挂着孙中山的巨幅画像,墙上高挂着拥护孙中山农工政策等内容的标语。整个院落在几十种不同的苍翠树木环绕映衬下,显得格外庄严肃穆。这里原是清初左卫衙门旧址,1904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此创办湖北北路高等小学堂,后曾为湖北甲种商业学校和湖北省高等商业学校校址。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攻占武昌后,湖北省高等商业学校并入武昌中山大学,房屋空出。1927年3月,毛泽东在董必武的支持下,利用湖北省高等商业学校校址创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大革命时期由毛泽东倡议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一所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该所实行常务委员会负责制。常务委员会由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3人组成,毛泽东是农讲所的实际主持者。许多著名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知名人士,如瞿秋白、李立三、恽代英、彭湃、方志敏、陈荫林、于树德、李汉俊、何翼人、李达等都曾在农讲所任教。1927年3月7日开学,4月4日举行开学典礼,学生来自全国17个省共800余人。农讲所以训练能领导农村革命人材为培养目标,学员经三个月的理论学习和严格军事训练,于同年6月18日毕业。大多数学生被委任为农民协会特派员,深入农村开展农民运动,犹如星星之火,燎原于神州大地。大革命失败后,他们积极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工农武装起义,如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湘赣边秋收暴动、黄麻起义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58年中共湖北省委决定复原旧址纪念馆。同年12月,周恩来题“毛泽东同志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馆标。1963年4月4日,纪念馆正式开放。该馆设有办公室、陈列宣教部、资料保管部、总务科、保卫科等业务机构。馆内有毛泽东同志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复原陈列、《农民革命大本营》基本陈列。对外开放的复原陈列有常委办公室、总队部、教务处、庶务室、医务室、财务部、大教室、学生寝室,以及毛泽东同志旧居复原陈列。除此之外该馆还开辟了面积1000平方米的临时展厅,适时围绕主旋律举办临时展览。

1982年,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被公布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国家文物局、中共中央宣传部分别授予武昌农讲所纪念馆“全国优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称号。200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等7部委联合将武昌农讲所确定为全国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30多年来,武昌农讲所、武昌毛泽东旧居已接待国内外游客2000多万人次,成为游客游览瞻仰的胜地,学习研究中共党史、中国大革命史,特别是农民运动史的课堂和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居住地

距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200米远的都府堤41号,是毛泽东1927年主持农讲所工作并在武汉从事革命活动时的旧居,也是毛泽东、杨开慧一家最后团聚的地方。占地面积909平方米。坐东朝西,砖木结构,面积436平方米,青砖黑瓦,三进三天井,是一栋典型的晚清江南风格的民宅。

1926年11月,毛泽东离开上海经南昌来到大革命中心的武汉。同年12月13日,他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召开的特别会议。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指责正在神州大地上轰轰烈烈兴起的的农民运动。面对责难,毛泽东没有等会议结束,便迈开双腿,到农民革命斗争最发达的湖南考察。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整整32天,毛泽东行程700多公里,足迹踏遍5个县的山山水水。2月12日,毛泽东回到武昌,因在武汉从事革命斗争的需要,毛泽东在党的安排下租用了这栋民宅。不久,杨开慧携子毛岸英、毛岸青从长沙来到这里。毛泽东白天外出,夜晚伏案写作到深夜。2月16日,他在这里撰写了关于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给党中央的报告。随后完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极其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3月5日,这篇文章首先在湖南《战士》周刊上发表。之后,《向导》杂志登载了一部分,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运动》为题出版了单行本,瞿秋白在序言里说:“中国的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是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陆丰农民运动一样。”

毛泽东同志的居住地与农讲所所在的红巷,由南向北相隔300多米,正好形成t字型。毛泽东担任农讲所的常委,主持日常工作,十分繁忙。常常在晨曦中走出41号大门,不是召开会议,就是在农讲所工作、讲课,直到深夜才离开办公室回到家。常常饭都顾不上吃就开始写作。杨开慧这时正临近分娩,身边又有两个孩子。但是她为了使毛泽东有充沛的精力运筹革命大事,就日以继夜地根据毛泽东的写作提纲,认真地进行分类、选择、综合,然后用她那行云流水般的毛笔字抄写在红线条的十行纸上。她满腔激情凝聚笔尖,争分夺秒地查证、整理农运资料,把全部精力倾注在誊写文稿的工作中。1927年4月4日,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北区委举行联席会议,并在农讲所举行开学典礼。就在这一天,杨开慧在医院分娩。毛泽东的三儿子毛岸龙出生了,可是毛泽东因为工作繁忙都没有顾得上看上一眼……5月21日,原武汉国民政府军官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把魔掌伸向长沙革命工农,整个湖南处于白色恐怖中。湖南许多基层工农运动的领导人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武汉。毛泽东在自己的家里热情接待一批又一批来自斗争第一线的同志们,认真听取他们的汇报,为他们出谋划策,指示他们拿起武器,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就是在这栋普普通通的民宅里,毛泽东燃起了照亮中国农民革命运动里程的灯光。

如今,走进都府堤41号的大门,有一个小天井,过天井是堂屋,堂屋左边的一间房间,便是毛泽东的工作室兼卧室,里面陈设十分简单,一张木板床上铺着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的铺盖,一张方桌旁配有几只简单的方凳。方桌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张杨开慧与幼年毛岸英、毛岸青的照片,杨开慧端坐在中间,怀里搂着毛岸青,毛岸英斜偎在她的左侧膝头。杨开慧神态安详、娴静,眉目传神,似在遐想沉思,似思虑着革命的前景,又似在盘算着如何分担毛泽东肩负的革命重担。卧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窗前的那一张大书桌,上面放有笔、砚和文稿,以及一盏玻璃罩被擦得透亮的煤油灯。人们仿佛看到在这盏油灯的伴随下,毛泽东挑灯夜战、挥笔疾书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感人情景。毛泽东和夫人杨开慧,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度过了最后一段美好的家庭生活。

当年曾先后在毛泽东家里住过的有他的弟弟毛泽民、毛泽覃,他的战友彭湃、蔡和森、夏明翰、郭亮、杨开明、罗哲等共产党人。

旧址原建筑因修武昌公园于1956年拆毁。1967年按原貌修复并辟为纪念地。1982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成为武汉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暨陈潭秋烈士纪念馆

在毛泽东大革命时期的居住地的斜对面,是中共五大开幕式会址和陈潭秋革命活动旧址。旧址砖木结构的建筑始建于1918年,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旧址,临街为一栋二层楼房,坐西朝东,占地面积673平方米,为办公室和宿舍。大门在楼房中间,门内右侧有呈马蹄形的3排8间平房,占地面积916平方米,是教学用房。中间是草地,约500余平方米。楼房和平房均有红漆木柱走廊。左侧为大操场,占地面积约3000余平方米,场边原有一约200平方米的风雨操场(为中共五大开幕式会场)。1983年,楼房落架大修,在二楼建立陈潭秋烈士纪念馆,同年9月27日对外开放。2007年初,武汉市人民政府决定“整旧如旧”修复中共五大纪念馆,并于同年11月对外开放。现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经湖北省文物局审批推荐上报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公布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为全国反腐倡廉教育基地。

1926年12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由于这次会议没有对当时的形势做出正确的分析,制定了错误的策略,使得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在党的领导机关占据了统治地位,同时也助长了隐藏在革命营垒中的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反革命气焰。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事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随后,广东、江苏、浙江的反动派相继叛变革命,北方军阀也遥相呼应,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英勇牺牲。在这种情况下,武汉国民政府内部情况也很复杂,汪精卫打着反蒋的旗号,取得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领导地位,以“左派领袖”的面目出现,同掌握军权的唐生智结合在一起,开始限制工农运动,力图控制武汉局势,观望风向,随时可能动摇,叛变革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到了紧要关头,为了总结过去斗争的经验,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指示,必须制定党的今后方针、任务。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4月27日,大会在武昌高等师范学院附属小学的风雨操场举行开幕式,4月29日至5月9日,会议改在汉口黄陂会馆(今自治街31号)继续举行。中共五大是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举行的一次会议,与会人员120余人,其中正式代表82人,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津斯基出席了大会,参加大会的还有工农群众组织的代表,苏、美、英、法等国共产党代表,国民党代表徐谦、孙科、谭延闿也应邀出席了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由于历史的原因,全国中共党史界对于中共五大相关历史资料的收集十分薄弱。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文物搜集始于2007年3月,武汉革命博物馆先后派人赴北京、上海、南京、四川、内蒙古、浙江、江西等地区广泛征集,寻访了25位中共五大代表的后裔,并从俄罗斯远东档案馆征集到共产国际代表对中共五大的指示及记录14份,征集的文物珍品有117件,历史资料800多份,还有一批图书资料。

2007年对外开放的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占地面积7700平方米,内有7幢融合西式风格的学宫式建筑,建筑面积约4000平方米,建设规模系国内党代会纪念馆之最。

走进中共五大历史陈列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型电子显示屏上巨幅飘动的早期中共党旗。这面党旗绚丽多彩、光芒四射,旗上金色的“c.c.p”(“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三个大字叠印出“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历史陈列”,仿佛走进了80多年前大革命时期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

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采用了许多堪称江城第一的高科技手段。其中多媒体建造的“红色雾幕墙”采用“雾幕墙投影系统”,可自动感应喷水形成雾幕,将画面投影在雾幕墙上,游客一步一步走向中共党旗时,脚下会出现1921(一大)、1922(二大)、1923(三大)、1925(四大)4个感应区,每走进一个感应区,党旗上便变幻出相对应的“一大”、“二大”、“三大”、“四大”的内容和图片,形象地展示中共从“一大”走向“四大”的历史进程。游客在《唱支山歌给党听》等动人乐曲声中,伴着阵阵腾起的红色雾幕,带着全新的视觉体验,走进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的历史时空。

中共五大历史陈列展主要由“高潮与危机”、“贡献与局限”、“应变与转折”三大展区组成。进入“高潮与危机”展区,昏暗的灯光下,一扇阴森的牢门前,铁锁上方的小窗口播放着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共产党遭遇白色恐怖的电视纪录片。通过这些画面,一幕幕令人扼腕的历史情景仿佛将游客带入不容忘却的过去:昔日外国侵略者的军舰在中国国土上耀武扬威;广州“四一五”惨案中,李启汉、萧楚女、刘尔崧等共产党人壮烈牺牲;中国共产党的先驱李大钊4月28日英勇就义。

步上展厅二楼,左前方灯光骤明,由中国顶级蜡像制作大师天津尔保瑞老师创作的周恩来蜡像神形兼备,气宇轩昂,他提笔起草《迅速出击讨伐蒋介石》的场景使游客为之一振,让游客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希望,而一旁首次亮相的“电子翻书”和“投影沙雕地图”也让游客大开眼界。

宽80厘米、高60厘米的“电子翻书”放在明亮的玻璃壁橱内,游客只要手在书上一晃,书就翻动一页,十分便捷;而“投影沙雕地图”其实就是互动电子地图,游客通过触摸屏控制,可将想看的展示内容和画面投影到相对应的沙盘模型上,如北伐军攻克武昌与市民欢庆北伐胜利,李立三、刘少奇领导收复汉口英租界等场景,都可以栩栩如生地再现。此外,游客还可自行操作“电子动态放大镜”,这些设在展示柜前的滑轨式液晶显示屏,有放大、缩小、复位及拖曳按钮,游客可根据需要揿动按钮,选择观看中共五大的重要文献。

在“贡献与局限”展厅,文物展柜内一字排列的9本铜雕书设计别出心裁——9本书象征中共五大9天的会议议程,是一个浓缩的中共五大全纪录。游客可从9本铜雕书的雕刻上清楚了解大会每天的议程安排:4月27日为开幕式;4月28日休会;4月29日会议迁到汉口黄陂会馆进行,陈独秀作长达6个多小时的《政治与组织的报告》;5月1日参加国际劳动节大会纪念活动,没有开会;5月2日、3日为大会发言;5月6日休会一天;5月9日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当游客踏上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开幕式的风雨操场时,会通过这里鲜活的历史氛围和细节,对当年那段历史产生真切的感受。“镰刀锤头”本是人们所熟悉的中国共产党党旗标志,然而,在“风雨操场”复原的中共五大开幕式会场主席台右上方悬挂的却是一面当时写有“c.c.p”字样的红旗。会场四周还张贴着不少烙上鲜明时代印记的标语,如“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同盟万岁”、“反对白色恐怖”、“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等。

中共五大虽没能完成从危难中挽救革命的使命,但却是幼年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艰难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周恩来、任弼时等一批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有所认识、有所抵制的同志被选进了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为后来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提供了组织上的准备。它在领导体制上有重大的建树,开始形成中央四级领导体制,即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并在中共的历史上首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前身——中央监察委员会,强调党的各级组织都要实行集体领导。

中共五大召开后,5月10日,共青团全国第四次代表大会也在此召开。

与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在一起的还有陈潭秋烈士纪念馆。

陈潭秋(1896~1943),湖北黄冈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1年7月,陈潭秋和董必武作为湖北的代表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一大后,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陈潭秋是负责组织工作的委员。不久,陈潭秋担任书记,全面领导武汉区委的工作。1922年春,陈潭秋离开武汉中学到武昌高等师范学院附属小学,担任五年级教师,教国文和历史。他以教书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他向学生们灌输进步思想,指导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在学生中秘密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成立读书会、青年励志会等团体,这些活动对师生思想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当年在高师附小读书的伍修权就是在他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的。1922年,陈潭秋等领导了“湖北女师学潮”,组织成立了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和粤汉铁路徐家棚工人俱乐部。陈潭秋是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领导人之一。1922年春至1923年5月,1924年夏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陈潭秋住在这里,并以此为据点从事党的工作,经常在这里与董必武、林育南、吴德峰、钱介磐等人商讨工作,召开会议,因此,武昌高等师范学院附属小学曾一度成为中共早期在武汉的革命大本营、湖北革命运动的指挥机关。1956年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将其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陈潭秋烈士纪念馆于1983年9月27日烈士牺牲40周年时落成开馆。陈云题写了“陈潭秋烈士纪念馆”的馆名;叶剑英为纪念馆题写“纪念陈潭秋烈士向他的革命精神学习”。纪念馆内复原了陈潭秋同志卧室,布置了陈潭秋革命活动陈列,展出的文物有陈潭秋用过的围巾、帐钩、藤篓、长袖汗衫等。

武昌起义门

武昌起义门原名中和门,是武昌古城九大城门中唯一保存至今的城门,位于首义南路南端的起义街。属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朱元璋派江夏侯周德兴兴建武昌城,历时30年方成。当时武昌城共有9座城门,即起义门、汉阳门、文昌门、平湖门、大东门、小东门、草湖门、武胜门、保安门等;晚晴湖广总督张之洞实行“湖北新政”时,因修建粤汉铁路建有通湘门。

武昌城不仅是历代一方的政治中心,又由于地理位置重要,历来被视为军事要冲和兵家必争之地。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首义爆发后,革命党人熊秉坤首先发难于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起义军迅速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建立临时指挥部,打开中和门,迎入驻城外的新军南湖炮队、马队,在中和门城楼和蛇山等处布置炮位,轰击湖广总督府。为纪念起义志士的历史功勋,1912年改中和门为“起义门”。因武昌是辛亥首义之区,武昌起义门和楚望台被誉为“首义胜利的开端”。

1913年,段祺瑞任湖广总督时,又恢复了“中和门”原名。段芝贵督鄂时,将其毁坏,残存者唯有城门拱洞与断壁。1926年北伐战争时,国民革命军为扫荡军阀、统一中国,北进途中攻打武昌,曾围城激战41天。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后,为拓展市区,决定拆除武昌城墙和城楼,除保留有历史纪念意义的起义门一小段城墙外,其余在1929年全部拆完。至此,历史悠久的武昌城不复存在。中和门也因此成为老城武昌唯一保留下的一座城门。但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战争频仍,中和门的城门至解放前濒于倒塌,仅存门洞。

新中国成立后,“起义门”的名称得以恢复。1956年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武昌首义70周年,武汉市人民政府略依旧制重修。城楼高11.3米,穿斗重檐歇山顶式两层建筑,朱柱青瓦,斗拱飞檐,檐下环以朱红廊柱30根,城楼分为上下两层,建筑面积约为280平方米。城门上方新嵌长方形石额,楼额上刻有“起义门”三个字,为80多岁高龄叶剑英元帅在1981年亲笔手书。1991年和2001年,武汉市人民政府拔专款进行重建和维修。2006年10月,考古工作人员对武昌起义门前的明清古城墙遗址进行挖掘。201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百年,武汉市依据古城墙图纸,原样恢复重修了333米城墙。起义门城楼得到修缮,并分别向东、向西复建古城墙230米、60米,恢复瓮城遗址。起义门城楼为重檐歇山顶式仿木结构,高7.1米,宽5米。在起义门城楼周边,还新建了休闲广场、风雨长廊、辛亥百年主题碑林,封建亭、楚望台等古建筑也得以复建。登上城楼,远眺洪山,丛林蓊蔚,禅院清幽;近览紫阳湖公园,亭台错落,柳丝飘拂,别有一番韵味。今天,随着辛亥革命影响的日益扩大,来自全世界的华人纷纷到这里瞻仰历史遗址,凭吊革命烈士,武昌起义门已经成为游客到武汉旅游的必经之所了。

革命故事

武昌农讲所的创办经历

1926年11月,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从上海匆匆赶往武汉,当时国民革命军北伐一举攻克武汉,国民革命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设立中央农委办事处。一路上,他沿途考察农民运动的情况,并特地到南昌,和国民党省党部的同志商量,由湘鄂赣3省合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事宜。12月中旬,毛泽东利用在汉口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的空隙,找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和湖北省党部负责人董必武交谈,着手筹备武昌农讲所。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后,毛泽东在赴长沙参加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前,专门去董必武家,谈及开办武昌农讲所的设想,董表示大力支持,两人商定,等毛从湖南开会回来再具体商谈办农讲所的事。

1927年2月12日,回到武汉的毛泽东会见邓演达,通报了这次用32天的时间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的情况,提出了农民运动“好得很”的论断。邓演达告诉毛泽东已筹集到千条汉阳造七九式步枪、万发子弹、900套军服,供农讲所学员训练所用,第二天,董必武带着毛泽东、邓演达来到武昌簧巷13号原湖北高级商业学校的旧址,请他们看看他为农讲所选择的校舍和场地。这是座北朝南的大院,大院内有4幢晚清学宫式建筑,为清未湖广总督张之洞兴办的“北路学堂”。当董必武得知湖北高商学校并入中山大学后,特函请省政务委员会将这空出的院落拨出办农讲所,得到了同意。毛泽东和邓演达仔细察看房屋和操场,一边询问周边的环境,感到十分的满意,并当场拍板在此建所。

陈潭秋早期在武汉的革命活动

陈潭秋,又名澄,1896年11月20日出生于黄冈县陈宅楼湾。1919年“五四”运动时,陈潭秋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毕业,他勇敢地走在武汉街头游行队伍的前列,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主义斗争,并被选为学生代表赴南京、上海参观。在上海,他结识了董必武,开始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1921年,陈潭秋和董必武作为湖北的代表参加了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

陈潭秋在武昌居住过的多处地方,惟有都府堤20号(现中共五大开幕式旧址纪念馆)这处遗址保存完好。1922年秋至1923年春、1924年夏至1927年夏,陈潭秋曾两度在此居住。这是一所学堂式建筑,原为武昌高等师范学院附属小学。陈潭秋的故居就在临街二层楼房的右侧楼上。打开这间10余平方米的小房,墙上仍挂着陈潭秋夫妇的照片,房内陈设仅一副木板床,床上有被褥蚊帐,一张三屉办公桌,两个方桌、一个竹书架和一个用来装衣物夹带秘密文件及革命宣传品的藤篮。

中共一大结束后,陈潭秋辞去武汉中学、共进中学等校教职,来到武昌高师附小,以教书作掩护,专做党的工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在他的影响和组织下,附小的一些教师和同学开始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盐斤加价和吴佩孚的强用军用票,悼念孙中山逝世、五卅惨案、汉口惨案和其他国耻日等示威游行、街头宣传等纪念活动,并从毕业班中迭选伍修权等一批年龄较大的共青团员到苏联进行学习。在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中,陈潭秋以新闻界代表的公开身份,出席在郑州召开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2月6日,他又率领2000多人的慰问队,来到汉口江岸总工会,声援罢工斗争。“二七”惨案后,陈潭秋遭到通缉,于是党中央将其派往安源做工运工作。

1924年夏天,陈潭秋和徐全直奉党的调派回到武昌,他俩仍以武昌高等师范学院附属小学教员的身份住在附小单身宿舍。为了推进国共合作,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武汉区委,成立汉口、武昌两个地委,直属中央领导。董必武、陈潭秋分任汉口、武昌地委委员长,在他们的领导下,湖北、武汉地区的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不久,又秘密建立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董必武任书记,陈潭秋任组织部部长。在陈潭秋的领导下,湖北省各级党的组织,大力开展工运、学运和统战工作,都做了大量工作。武昌高师附小成为党在武汉的活动中心。如湖北省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在中共领导下在此处召开的。

1926年夏,为了发动群众,支援北伐军,陈潭秋在武昌举办了北伐宣传训练班,开展了一系列瓦解敌军的工作。在北伐军围困武昌城时,身在城内的陈潭秋指挥群众战胜饥饿,策动敌军倒戈,布置群众迎接北伐军进城。

从“五四”前后到大革命失败,陈潭秋除一度到安源工作外,其他时间都战斗在武汉地区。大革命失败后,陈潭秋先后赴东北、上海、江西、新疆等地工作,1943年被军阀盛世才杀害于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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