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微知著 探新求真——记朱英教授与辛亥革命史研究-下载亚博app

今年既是新世纪发轫的第一年，又适逢辛亥革命90周年纪念。在上个世纪之初，正是这一伟大的革命使中国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踏上了建设民主共和国的漫漫征途。对这次革命的研究在革命尚未结束时就已开始，至今已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近20年来，不少论者采用新的研究方法，探讨新的研究课题，或就一些老问题提出新观点，进一步拓展了辛亥革命史研究，其中尤为引人瞩目的是对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及其社团的研究。朱英教授就是一位活跃于此领域的研究者，他的研究成果在同类研究中占有重要且突出的地位。

在史学界大多学者眼中，朱英教授乃是“商会派”的代表人物，他与马敏教授对苏州商会的研究不仅领史界先潮，而且由此生发的对近代资产阶级研究的进一步开拓，更是引人注目，因此不少人士将他们二人并称为“商会双杰”。不过，朱英教授学术生涯的起步还是由辛亥革命起始的，关于商会及商人社团的研究也多是围绕辛亥时期展开。

朱英，1956年生，祖籍湖北房县。青少年时期正遇上一个动乱的年代，求学的生涯历经曲折。1975年高中毕业后正遇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于是自觉尚未饱读诗书的朱英被下放到农村，所幸在当“知青”期间曾担任民办教师一年有余，讲授初中的所有文科课程。朱英在教书期间勤敏好学，广泛涉猎，在文科基本功方面大有提升，因此能在1977年“文化大革命”之后的首次高考中一举考入华中师范大学（当时称为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开始系统学习中国和世界历史，并从此与历史学结下不解之缘。据朱英先生讲，他开始在填报高考志愿时并未报历史专业，而是中文专业，但当时是考前报志愿，无以更改，为了离开农村读大学，去当一名真正的“知识青年”，只能服从分配到了历史系。虽然他当初不十分愿意学历史，而一旦发现历史的魅力后，就一头扎进“史海”，不愿上岸。1982年，他再贾余勇，考上了该校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和陈辉、刘望龄等教授。遨游“史海”十年后，以乐于冥思、勤于笔耕，写下专著数部、论文百篇，“知识青年”朱英由此而成为朱英教授，并于1993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同年被评为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5年晋升为博士生导师，并获湖北省首届省级社会科学院优秀青年人才奖；2000年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在此，我们不再为“知识青年”朱英未能如愿进入中文系而遗憾，而为因志愿的错位而产生的朱英教授喝采了。

由著名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创设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原为历史研究所）是国内外著名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心，具有浓厚的学术氛围和严谨的治学风气，尤其注重实证研究。朱英在这里不仅学习到基本的治学方法，而且在导师的带领下，由整理苏州商会档案开始，探索出一条独特的治学路径，开拓了一片意义重大的研究领域。朱英真正开始他的学术生涯恐怕也是在这美丽的姑苏古城。据朱英教授回忆，1982年初春，他与一起考上研究生的马敏在刘望龄教授的带领下来到想象中极具书卷气息的苏州城，与苏州市档案馆的有关同志共同整理、编辑卷帙浩繁的苏州商会档案。整理工作繁重而艰巨，在近半年时间里，他们都顾不上观赏闻名天下的园林胜景、倾听寒山寺的钟声，而是日以继夜地剔抉爬梳于汗牛充栋的档案文献中，醉心于挖掘发现历史线索的喜悦中。在两个刚刚踏入学术殿堂的年轻学人眼中，苏州档案馆中丰富的历史收藏远胜于任何风景名胜，简直有些乐而忘返了！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最终编选出长达120余万字的《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资料集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一经出版即引起史界同仁的关注与好评，对推动近代商会史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直到现在，该书的征引率仍然很高。此后，天津、上海也相继整理出版了当地的商会档案集，终于使商会研究成为近代史研究中“一门不大不小的显学”。由整理起步，朱英已率先进入商会这一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新领域，并发表了一系列颇受史学界重视与好评的论文。作为整理与研究资料的直接成果，是与马敏合著的《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该书集中运用苏州商会的第一手档案资料，不仅对苏州商会的创设、组织系统、社会功能和性质进行了深入探讨，而且从苏州商会与反帝爱国运动、与捐税抗争、与辛亥革命关系等三个方面对近代商人在重大事件中的表现与角色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从而摆脱了此前抽象的阶级理论纠葛，将近代资产阶级的研究由阶级、阶层推进到集团层面，引入到一个柳暗花明的新境地。

他的研究视野并不仅限于苏州商会，而是运思恢宏，进行相关领域的开拓。商会虽是商人组织的中心，但并不是唯一的组织，在对苏州商会的研究已有初步进展时，他开始考虑近代商人的社团群体问题。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中，他除了考察各业商人的中枢组织商会外，还把商团、苏州市民公社等自治类团体、文化风俗教育等各类新式商办社团纳入到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勾画出辛亥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的群像。正如章开沅先生所指出的，此书一改过去社团研究大多侧重于政治团体的弊端，“不仅扩展了这一研究领域，并且为我们深入认识晚清历史提供了新的视野”。时至今日，此书仍在近代社团史研究中处于重要地位。

朱英的研究以实证、细致、深入见长，同时他也十分关注国际学术动态，重视跨学科互动式研究。市民社会的理论在八十年代下半叶波及中国学界，在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领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有关市民社会理论的激烈争论对他所进行的商会研究肯定有相当大的启发，“虽然市民社会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独立自治的民间社团”，“以商会及相关社会组织作为考察对象虽然是从一个重要侧面进行分析”，但“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对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问题作出回答”，朱英认为，“国内学者尤其是史学研究者亟须加强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这一课题的讨论”。他所著的《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即是这一努力的先行之作。该书一改以往的商会研究多重于商会的性质、作用的局限，从“国家—社会”的角度切入，将商会研究的视野大大扩展，从而也使以商会为主体透视近代中国转型期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互动关系获得了有力的理论与实践支点。该书被学界公认为是从历史角度探讨中国近代的市民社会的代表力作。《历史研究》、《近代史通讯》（台湾）等刊物先后发表书评对此书予以高度评价。

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商人与商人社团研究方面，除以上两部专著外，朱英还发表有关论文数十篇，如《清末苏州商会的历史特点》、《近代中外商会比较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苏州商团》、《论清末商会的性质》、《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拟订商法活动述论》等，其中相当一部分刊载于《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核心期刊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可以说，商会及商人团体研究不仅是朱英教授学术生涯的起点，也是他最为关注且成就卓著的一个领域。

朱英在研究中善于发现问题、探微知著、融会贯通，因此他的研究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在研究商会过程中，他发现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的农会研究是一个尚未开拓的空白点，于是他写了《清末广东农会述论》、《清末全国农务联合会述略》、《清末直隶农会述略》等系列论文，对近代农会的成立、组织机构及功能、性质进行了详细论述，使近代农会的面貌得以初步重现。他的《试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农会》一文经专家严格评审，入选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以其观点新、材料新而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称赞。

辛亥革命前后的经济政策研究则是朱英关注的另一个领域。商人和商人团体主要体现的是一种民间的角色，但就近代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由于所处的特殊外在环境及内在国情所致，决定了政府的经济政策在经济发展乃至整个近代化的过程中担当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商会等商人团体的发展受制于政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本国工业化最终的发展方向和成败结局。但相比之下，“近代中国经济政策发展演变及其影响的研究，无论在史学界还是在经济学界，都是一个更为薄弱的环节”。另一方面，朱英也感到已经出版的近代史著作对晚清经济政策及其改革措施的评价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真相，与史实有较大出入。故而从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朱英开始对晚清时期清政府经济政策进行系统研究，写下《论甲午战前清政府的矿业政策》、《论甲午战后清政府的农业政策》、《甲午战后清政府经济政策的变化及其影响》等论文，先后刊发于《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杂志上。这一系列论文由于史料扎实、观点新颖、论证严密，在近代经济史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朱英于1996年由华中师大出版社出版了《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一书，在对晚清政府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的阐述及评析中，他摆脱了过去对清政府带“历史先见”的一概否定，也未如时下一些热衷于写翻案文章者一反旧识而不顾史实地大加张扬，始终以理性的态度来审视和理解历史，他强调，“作为今天的历史研究者，不宜简单地借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话语对清政府作出定评，而应进行全面的考察，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该书出版后，《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都刊发书评予以推介。完成此书后，他有一个心愿，就是将考察时段延长至整个近代，写一本断代式的中国经济政策史。1998年，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他与石柏林教授合著的《近代经济政策演变史稿》由湖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被列为中华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课题及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规划项目，受到同仁的好评。

由资料的整理到商会研究，扩至商人团体，上移至经济政策，朱英教授的研究呈现出鲜明的系统性，初步形成自己的研究体系，也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风格，那就是发微知著、探新求真。他主张历史研究要去伪求真，所有的分析和结构都要立足于坚实可信的史料基础之上，要从史料中发现问题，寻找历史的足迹。在研究中，切忌浮躁，要实事求是，不能投机取巧。同时，又不能囿于成见，要敢于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朱英每年都要带几个硕士、博士，他带研究生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多讲方法，而强烈要求多看材料，从材料中发现问题，培养历史感，然后再根据所提问题进行指点；指点也并非是告诉学生这里应该怎么做、那里应该怎么做，而是在关键之处点拨一下就会让你豁然开朗。他提倡的是一种民主、自主的学风，这在课堂上体现得十分明显。据他所带的一位博士生说，朱老师的课堂是十分自由的，是讨论式的，学生和老师间的论战时常发生，一堂课下来，领悟的东西很多。在治学和育人两个方面，朱英教授都体现出同样的严肃。

每一篇文章每一本著作，都是朱英教授在治学道路上的足迹，坚定而实在，正如近代中国厚重的历史。从这里，不但能看到他的治学方法和成就，更能看到一个历史学家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