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致治，穿越于中国近代史时空的历史学家-下载亚博app

1997年7月1日是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鸦片战争战败被英国割占的中国领土香港回归祖国怀抱，实现了中华民族百年的期盼。为了迎接这一天的到来，全国上下都以不同的方式作了准备。就在香港回归前夕的6月14日深夜，中共福建省委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电话：江泽民总书记等中央主要领导，为进一步详细了解香港被割占的历史背景，要参阅该省新近出版的《鸦片战争史》，望尽快送去。出版社得到通知后，第二天即将该书以航空方式送到北京。这部供中央领导查阅的《鸦片战争史》的主编，就是武汉大学历史系萧致治教授。

早年经历

萧致治，原名体文，笔名文水，湖南邵阳武冈人，1929年11月生于武冈大甸乡的青背塘。此处离武冈城30里，宅院背山面水，坐北朝南，屋后树木参天；东北两面是苍翠的青山，门前有一条小溪由东南向西北流去，称得上是一个山清水秀的村庄。他小时候上山牧牛砍柴，下河捕鱼捞虾，在这里度过了童年时光。

青背塘当时住着25户人家，除两户姓黄、一户姓欧，其余全部姓萧，是一个萧姓聚族而居的村落。萧致治的父亲坤卫，字康侯，早年毕业于武冈第一师范讲习所，长期以教书授徒为业，做过保国民学校校长，是一位正直的农村知识分子。萧致治的母亲唐雪英，勤劳持家，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萧致治出生时，适值父母早先生下的一对双胞胎刚刚夭折，只剩下一个姐姐。因此，他出世后受到父母宠爱，成了家里的娇子。据说他在10岁以前，贪玩淘气，学习不很认真，后因在婚姻问题上受过一次强烈刺激，从此发愤图强，立志上进，走上了勤奋学习的道路。

1942年春，他离别父母，进城就读于武冈私立延光小学，下半年转赴私立鸿基小学就读。1944年秋，日本侵略军侵入武冈，烧杀掳掠，鸡犬不宁。为避日本侵略者的凶焰，他在家休学半年。1947年夏，他初中毕业后又以优异成绩相继被洞庭高中（今武冈二中）、湖南省立第六师范（今武冈师范）、蓼艹眉高中、安江高农录取。按他的意愿，很想上洞庭高中就读，希望由此而高中、而大学、而留洋。由于省立六师是公费，不需家里出钱，因此父亲坚持要他读师范。可在旧社会，读师范，毕业即失业，很难找到工作，因而他很不情愿。为此，父子关系闹得很僵。他曾为此拿着菜刀自杀，但他拗不过父亲，最后还是进入省立六师就读。

省立六师位于武冈城东资水之滨，凌云塔畔。从这里仰望云山，巍然屹立；俯瞰资水，清澈见底。这里远离闹市，空气清新，是一个理想的读书佳境。但是，他在这里读书时，形势却使他无法安静。那时国民党统治分崩离析，国内物价飞涨，广大人民都盼望早日解放。他也抱着同样的心情，高度关注着形势的发展。为了迎接解放，在课余时间，他常常偷偷阅读进步书籍。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狄超白的《通俗政治经济学讲话》，以及《社会发展史》等他都读过。当他借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后，还曾亲手抄了一本，可惜后来散失了。如果留到今天，当是很珍贵的文物。

1949年10月10日，武冈解放了，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1950年5月17日，他正式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8月，他师范毕业。当时正值农村土地改革，需要培训大批土改干部，他班上的同学几乎都调去参加土改培训，唯独他被安排留校工作。于是，他在省立六师又工作了两年半。1952年底，武冈县根据上级指示，要在教育界建立教育工会组织。12月初，全县召开了第一次教育工作代表会议，会上成立了中国教育工会武冈县筹备委员会，他当选为筹备委员会主席，从此离开了省立六师。1954年3月，县总工会根据上级精神压缩编制，他被调到武冈城关镇担任文教助理。在城关镇两年多的工作中，他主要是搞中心工作，文教工作实际成为一个软任务。这期间，他从事过街道贫民工作、征兵工作、工商业改造、工商业普查，还配合农业合作化，组织了一个蔬菜生产合作社。这段时间虽然不长，却几乎和城市里各阶层的人民都打过交道。由于广泛接触了社会实际，积累了较丰富的社会知识，为他后来从事中国社会历史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十分强调社会主义建设中知识分子的作用。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亟需大力培养各方面建设人才。因此，中共中央组织部下达文件，要求各级组织鼓励有条件的干部报考高等学校，于是，他申请报考了中山大学历史系。

中山大学设在广州，是孙中山亲手创办的著名高等学府。闻名中外的史学泰斗陈寅恪等就在这里任教。他进入中山大学以后，尽管遇上史无先例的大鸣大放、“反右”运动、大跃进、教育革命、下农村劳动锻炼等频繁的政治运动和社会活动，他本人还当过两年系学生会主席，一年班长，社会工作不少，但他始终坚持学习、工作两不误，一直没有放松专业学习。到了1960年春的最后一个学期，学校本已让他提前毕业，留校工作。后因教育部分配方案下达，学校不能留人太多，才又把他改派到武汉大学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

本来，萧致治在填报分配志愿时，第一志愿填的是人们认为最艰苦的河南；第二志愿是最偏远的云南。组织上看到他品学兼优，把他分配到武汉大学任教。他一方面感激领导的信任，再一方面也深感责任重大，于是加倍努力工作。

史学成就

1964年，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关于龚自珍社会改革思想的性质问题》完成，当时主管科研的历史系副主任彭雨新教授即主动推荐给本校学报编辑部。历史系主任吴于厪教授当时兼学报主编，他对文章十分欣赏，认为以一位助教，敢于对教授提出的观点进行争鸣，而且颇有说服力，难能可贵。由于吴的推荐，《历史研究》编辑部于当年11月曾来信索稿。因当时萧致治已和学生一起赴孝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且社会上正在批判名利思想，结果文章未能寄出，最后还是安排在《武汉大学学报》1965年第三期发表。至今时间已过去整40年，文章的观点也已得到学者的广泛认同。这篇处女作因而成为他的学术研究的良好开端。

萧致治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起研究辛亥革命，因而离不开研究那些为革命东奔西走、出生入死的辛亥志士，尤其是像孙中山与黄兴这样的革命领袖人物。针对学术界存在的“重孙轻黄”的倾向，萧致治认为，孙中山作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伟大旗手，在辛亥革命中建立了丰功伟绩，“重孙”是理所当然的。但黄兴是辛亥革命时期仅次于孙中山的革命领导人，是当时孙中山的主要副手。他协同孙中山，为夺取辛亥革命胜利和巩固民主共和制度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轻黄”显然不妥。为纠正“重孙轻黄”的不公允倾向，在美籍华人薛君度教授的倡导下，萧致治在武汉大学申报成立了黄兴研究室，并担任主任。从1987年起，他接连主持编辑了《黄兴新论》、《领袖与群伦——黄兴与各方人物》两书，还促成了1988年湖南长沙黄兴研究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以此为开端，台北、北京相继召开了以黄兴与近代中国为题的学术讨论会，并先后出版了《黄兴研究》、《黄兴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文集》、《黄兴研究文集》等多种专集。江汉大学还成立了黄兴研究所，先后推出《黄兴研究论文集》及《孙黄共和时代》等书。2001年9月，萧致治独立完成的一部40多万字的《黄兴评传》，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把黄兴研究推向了新的更高阶段。

萧致治积极推动黄兴研究，但他并未因此忽视对孙中山的研讨与宣传。早在1979年秋天，他应邀访问美国时，所作学术报告内容就是介绍中国大陆地区孙中山研究状况。自1979年发表《论孙中山早期思想的基本倾向》一文，20多年来，他先后发表了以孙中山为题的论文10多篇，并多次应邀参加高规格的学术会议，成为知名的孙中山研究专家。1996年，出版社策划出一套中国名人读书丛书，其中孙中山的写作部分，慕名去请萧致治。萧致治当时因忙于其他科研项目，即推荐我承担。我作为一名先后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近20年的中国近代史工作者，虽不能说不熟悉孙中山，但却从未对孙中山进行专深研究，所以对承担这项任务缺乏自信。只是考虑到萧致治对孙中山研究颇有造诣，并积累有丰富的资料，有他老人家作靠山，我才应承下来。在萧致治的鼓励帮助下，我花了大半年时间，终于完成了写作任务，得到出版社肯定，我也因此体味了类似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欣慰。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前仆后继英勇反抗外国侵略的历史。在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中，向学生及读者讲述爱国主义史实，宣传灌输爱国主义精神，是每个中国近代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在这方面，萧致治更不甘落人之后。他配合教学工作与政治教育的需要，先后写了10多篇宣传论述爱国主义的文章，其中《爱国主义与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一文，在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杂志发表后，产生了广泛、良好的影响。1993年，他与陈宁生、李少军共同撰写的《中华民族魂》一书，用流畅生动的文字介绍中国近代各阶层、各方面的爱国志士的事迹，表彰他们的志节，出版后被誉为“爱国主义的颂歌，催人奋进的征鼓。”该书因此荣获由共青团中央、文化部、广电部、新闻出版署共同组织评选的首届中国青年优秀图书奖。

尽管萧致治在上述领域取得丰硕成果，但比较而言，他用力最勤、研究时间最长的却是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鸦片战争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但因种种原因，史学界对鸦片战争史的研究却留下了许多薄弱环节。萧致治1960年被分配到武汉大学工作后，就师从鸦片战争史研究专家姚薇元先生，从事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史的教学研究，这使他有志于协助姚先生撰写一部叙事周详、史论结合、全面分析鸦片战争前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领域深刻变化的鸦片战争史，并开始进行专题研究。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被迫中止工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萧致治与姚薇元先生重新恢复对鸦片战争的研究，并制订了《鸦片战争史》的编著计划，但未及动笔，姚先生竟一病不起，于1985年2月赍志以殁。姚先生辞世后，萧致治为完成姚先生的遗愿，带领他的几个弟子许增竑、杨卫东、李少军，继续在鸦片战争史园地中辛勤开拓，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除发表一批论文外，仅出版的著作、译作就有如下多种：《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鸦片战争研究》、《林钦差与鸦片战争》、《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上）、《鸦片战争与林则徐研究备览》、《鸦片战争史》。特别是最后一部著作，全书60万字，并附有地图和图片30多幅，是萧致治与他的上述几位弟子合作完成的。该书的主要特点，不是把鸦片战争仅仅看作中英两国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而是联系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外时势，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思想、中外关系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考察，把它作为一次社会大变革，置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里与世界历史发展的范围内进行观察分析。常言用“十年磨一剑”形容对某事坚持不懈、精雕细琢，而《鸦片战争史》从制订写作计划到最后定稿，竟前后经历13个春秋！这是萧致治数十年孜孜不倦地研究鸦片战争的结晶，是他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大贡献。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鸦片战争史》给萧致治及其弟子带来了很高的荣誉。该书出版之际，适值在鸦片战争中被割让的香港回归祖国前夕。这种历史的机遇，使许多人尤其是敏感的新闻媒体对该书产生了特别的兴趣。《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香港《大公报》等10多家报刊发表书评，对该书予以高度评价。有的说该书是“中国历史大转折时期的宏伟画卷”，“是目前鸦片战争史研究发展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是一部水平颇高的学术专著”；有的则称赞该书“对由鸦片战争引发的中国历史发展中第三次社会大变革作了精辟的阐述”。新闻媒体的宣传，进而引起中央领导机关的注意。江泽民总书记等中央领导为进一步详细了解香港被英国割占的历史背景，查阅了该书。该书先后荣获中央宣传部第六届“五个一工程”奖入选作品奖，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华东地区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一等奖。获奖后，面对外界的祝贺，萧致治只微微一笑，说：“主要是沾了香港回归的光。”他的谦虚、质朴、率直，由此可见一斑。

天道酬勤。40年的辛勤探索，萧致治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上取得了显著成就。据统计，萧致治40年来独立完成、主持或参与撰写著作18部，发表文章180多篇，参加国内外学术研讨会74次。先后应邀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珠海书院、华中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武汉城建学院、益阳师专等校作学术报告，并曾赴美国哈佛大学等10所著名高校进行学术交流。如此众多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活动，在他那一代曾经长期遭受政治运动冲击与经济生活困扰的学人中，是不多见的。

研究计划

如今已经踏进74岁门槛的萧致治，只要一提到写作及今后的研究计划，他总是兴致勃勃，不知老之已至。如果加以留意，你会发现，萧致治主要的和获奖的著作，大都是在他60岁以后出版的。不久前去看望萧致治，得知由他与著名学者来新夏、陈胜粦、杨国桢共同主编的10卷本《林则徐全集》，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又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第四届全国优秀古籍整理图书一等奖。此外，他与弟子杨卫东共同编著、被广泛引用的《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一书，经过他增补，更名《西风拂夕阳——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将于今年再版。关于今明两年的研究打算，他告诉我，今年10月是著名辛亥革命领袖黄兴诞辰130周年，拟与美国学者薛君度等合作编写出版一部反映研究黄兴新成果的书。2005年是林则徐诞辰220周年，他还准备写一本《林则徐与鸦片战争》的著作。每当我听萧致治介绍他那些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脑海里时常浮现出这样两句古诗：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作为学生，我希望老师笔锋常健，多出论著，但更希望他把康乐放在第一。现在萧致治身体硬朗，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走起路来，依然风风火火。看到这些，我心里甚感欣慰。联想到弟子们在他70岁生日时写给他的祝寿词：八十等闲过，九十定可期。相信这绝不仅仅是一种美好的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