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光之源:中国图书馆事业第一人沈祖荣-下载亚博app

“图书馆学融中西,华夏先推沈绍期。辛苦一生培后劲,但求民族志不低。”沈祖荣,这位中国图书馆史上划时代的先驱者,以其对图书馆事业矢志不渝的挚爱、求索创新和执著奉献的精神,为近代中国图书馆学的创建与研究,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进步与繁荣,倾注毕生心血,书写了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上璀璨的华章。

青年时代的沈祖荣与夫人合影

勤奋好学 缘结图书馆

沈祖荣,字绍期,1883年8月出生于湖北宜昌。因家境贫寒,为谋生计,他15岁时即到宜昌圣公会教堂作勤杂工。1901年,由美国圣公会创办的武昌文华书院来宜昌招收新生,勤奋好学的沈祖荣受到宜昌圣公会的推荐。于是,这个17岁的贫家子弟只身踏上求学之路。这是沈祖荣人生的第一个起点。

从宜昌来到省城武汉,开拓了沈祖荣的眼界与心胸。眼见晚清国事日非,内忧外患,沈祖荣深感作为一名中国人身上所肩负的责任,更激发了他求知识、报效国家的信念。1907年,沈祖荣以优异成绩完成6年中学学业后,获学校举荐免费就读文华大学文科,于1911年毕业并获文华大学第一届文学学士,时年27岁。

沈祖荣在文华求学期间,正值美籍学者韦棣华女士在此初创公共图书馆事业。沈祖荣目睹韦棣华为图书馆建设殚思竭虑,操劳不已,深为其无私奉献精神所感染,毕业后毅然任职于韦棣华所创立的文华公书林,任公书林协理。从此他开始了他为之奋斗终身的图书馆事业。沈祖荣虽为大学毕业生,但因未受过专门图书馆学的教育与培训,所以开始工作只是摸索而行,依样画瓢。韦棣华发现沈祖荣勤学用心,乃可造之材,便悉心培养,使其很快掌握了图书馆管理知识。

清末文华大学学生在文华公书林阅览图书

在大多数人尚不知图书馆为何物的年代,作为中国近代第一座公共图书馆,文华公书林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遭到社会的冷遇,甚至有人怀疑文华公书林是引人入教的阶梯,即使文华学生也缺乏利用图书馆的意识,每天到此阅览的人屈指可数。为了打开局面,吸引读者,韦棣华和沈祖荣以“宁愿损失一部分图书亦不可有失新的公共图书之本意”的胆识,在馆内实行开架借阅,让读者直接在书架上找书。此举在当时的中国没有先例,即使在欧美国家也不多见。还在校内外开展宣传活动,解说公书林的性质,号召人们前来利用。为更好服务大众,又在武汉三镇增设三个分支馆,推行“巡回文库”,即流动图书馆,用木箱装运图书分送各个学校、机关、工厂陈列,就近阅览,并定期交换书籍。同时还举办各种演讲会、音乐会、戏剧表演等活动,以扩大影响。经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武汉民众逐渐认识到图书馆的作用与意义,不出数年,文华公书林影响剧增,成为闻名的公共图书馆,并为全国图书馆界所瞩目,“远道之来请益者日众”。

克难攻坚 薪火燃神州

韦棣华虽是美国人,但对中国感情挚深,始终将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视为己任。1914年,她因“图书馆为学校社会所必需,而中国此时尚少提倡”,个人出资送沈祖荣赴美留学,专攻图书馆学。作为中国出国攻读图书馆学第一人,沈祖荣对赴美之行曾心存疑惑,以为“管理图书馆的职务,不就是保藏典籍与司理借还吗?此行赴美,有何研究?外人如是怀疑,我亦如是怀疑”。可当他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后,眼界大开,“始知向日所见,浅陋已极”,图书馆的工作“诚非浅易短时研究,可以穷尽之事”。沈祖荣发愤苦读,不负众望,于1916年荣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理学学士学位,成为中国历史上获图书馆学学士学位第一人。

留美期间,沈祖荣为美国先进的图书馆事业所震撼,深有感慨:“一个国家的文明既不依赖于她在海上拥有多少一流的战列舰、无畏战舰和潜艇,也不依赖于她能动员多少装备精良的军团,即使这是获得尊重和免受侵犯的必需品,而是有赖于她拥有多少高效的学校、学院、高质的大学、消闲公园和充足的图书馆。”自此,沈祖荣把图书馆视为救国之良方,立志“为图书馆事业奋斗终身”。

1917年学成归国后,沈祖荣有感于当时图书馆过于偏重学术性、与平民百姓距离过远,他希望通过宣传,使广大民众了解图书馆,亲近图书馆,利用图书馆。于是,沈祖荣与志同道合的余日章、胡庆生等人,携带有关新式图书馆的各种影片、模型与仪器等,奔走全国各地,抨击旧式藏书楼的保守和落后,倡导国外图书馆的先进管理模式、为读者服务的理念,带动和促使各地图书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全国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图书馆运动,被称为中国“提倡图书馆之先声”和“西洋图书馆学流入中国之先声”。

新图书馆运动的宗旨和目的是要建立“美式图书馆”,是要创建一种与传统藏书楼完全不同的、向公众开放的、能自由阅读的现代图书馆,在中国图书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可在当时条件下,竟无一份报纸或期刊愿作这一运动的宣传阵地,无奈之下,沈祖荣等人只好携带资料和实物巡回宣讲,可见开创新式图书馆时代的艰难性。但作为这一运动的创始人,沈祖荣依然坚持不懈,在中国图书馆界进行史无前例的创新性改革,弘扬新式图书馆的精神,树立新式图书馆的标杆。

“我们一定要有图书馆员!纵然有人乐于捐资,倘若没有得力的组织者,仍将一事无成。为此,我们需要乐于为图书馆事业鞠躬尽瘁的人们。”这是沈祖荣对发展图书馆事业的殷切呼唤。为使新图书馆运动持久深入开展,培养图书馆学人才、创立图书馆学教育便成为当务之急。韦棣华、沈祖荣、胡庆生四处奔波,筹措经费,于1920年创建了中国第一所图书馆学教育机构——私立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以独立的专业、系统的教育培养图书馆专门人才,开启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先河。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创办公共图书馆的热潮方兴未艾,但图书馆学教育还是鲜为人知。许多人认为,图书管理根本不能称之为一门学问。文华图书科办学之初,即面临生源不足、经费匮乏等问题。韦棣华和沈祖荣则以非凡的胆识,克服重重困难,坚持继续办学。1929年沈祖荣开始担任图书科主任。同年8月,在韦、沈的努力下,文华图书科单独建校,定名为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简称文华图专),成为中国第一所独立的培养图书馆学专门人才的学校。沈祖荣为之制定了“智慧与服务”的校训。在新图书馆运动浪潮的推动下,以“智慧与服务”为宗旨的文华精神日渐深入人心,成为中国图书馆精神的源头与核心内容,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图书馆人努力奋进,推动图书馆事业不断前行。

1931年韦棣华逝世后,沈祖荣继任文华图专校长,力撑大局。为了达成“研究图书馆学术,服务社会”的办学目标,沈祖荣在办学模式上,要求学生除了拥有图书馆专业知识,还应具备其他学科知识背景,以适应图书馆的工作需要;在课程设置上,强调不要照搬西方,而是既设西方课程,又开中国课程,坚持走中西结合的道路;在教学实习上,注重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如通过巡回文库走出学校,接触社会现实,直接为民服务,真正体现学以致用的原则;在培养学生素质上,经常组织学术讨论会,邀请专家学者来校演讲,以拓展学生视野,扩大知识面;在学术上,则重视对文献和图书馆的研究,集中解决实际问题,提倡务实的学风;同时注重提高学生外语能力,为此开设英文、德文、法文和日文课程,聘请著名外籍教员和留学归国教授授课。在沈祖荣主导下,文华图专不仅成为未来图书馆员研习学问的课堂、实习技能的场所,而且成为面向社会的窗口、服务民众的平台。

抗战爆发,沈祖荣率文华图专西迁重庆,坚持办学。战时条件极为艰辛,全校师生“尝进餐于露天之下,讲授于卧房之间”。即便如此,沈祖荣“始终维持校务于不坠”,与师生们患难与共,砥砺进取,使文华图专在战火纷飞的特殊时期,担当起“前方将士精神食粮的供给”、“受伤将士休闲教育的顾及”、“难民的教育”及“一般民众的教育”的职责。1940年,文华图专成立档案管理专科,开创了中国档案管理专业教育的先例。解放战争时期,大军南下,许多学校纷纷撤离,沈祖荣拒绝撤往台湾,将文华图专完整保留在武昌,使之回到人民的怀抱。

从1920年文华图书科创建到1953年并入武汉大学,文华图专历经33年风雨,铸就辉煌,成为中国20世纪图书馆学教育的发源地。一大批图书馆学专业人才从文华校门走出,几乎占到建国前全国图书馆专门人才的“半壁江山”,催生和壮大了中国图书馆事业。著名学者程焕文如是评价:“因为有了文华学子满神州,遍世界,堪称桃李满天下。因为有了文华学子,中国的图书馆事业才显得如此生动。”沈祖荣耗尽30多年精力,辛勤耕耘文华图专,为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壮心不已 功德载千秋

“术有专攻重实行,图书馆学得昌明。频将遗著临风读,暖透当年弟子心。”这是沈祖荣弟子丁道凡对恩师的评价。沈祖荣不仅开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先声,而且潜心于图书馆学研究,以“术有专攻”奠定其在图书馆学术领域中的领军地位。

对于文献典籍的分类,中国传统的分类法是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有关西方科学文化的图书涌入中国,传统分类体系已无法满足工作需要。1917年,沈祖荣与胡庆云借鉴杜威十进分类法的原则与方法,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编撰出版了中国近代第一部图书分类法——《仿杜威书目十类法》,在图书馆界产生广泛影响,好评如潮。金敏甫称誉:“民国六年,文华大学图书馆沈祖荣氏,创中西混合之制而著《仿杜威书目十类法》,将中外书籍,合用一法……中国之图书分类法,遂现一线光明。”

为了开展学术研究,培养德才兼备人才,1929年沈祖荣创办《文华图书科季刊》。该刊是中国创办最早的图书馆学专业期刊之一,许多文华图专校友、图书馆学专家在上面发表论文,使国内图书馆学研究与学术交流日趋蓬勃。1931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在《文华图书科季刊》上撰文称:“文华公书林于众图书馆中,乃知老成先进,弥孚众望。”正由于《文华图书科季刊》,文华图专的学生得以迅速成长为中国图书馆界的脊梁;又由于文华图专学生的成就,《文华图书科季刊》得以与《图书馆学季刊》、《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比肩而立,被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史上图书馆学期刊三绝。

有鉴于国内图书馆当时“一盘散沙,毫无系统……长此以往,欲谋发展,不可得也”,1925年沈祖荣参与发起中华图书馆协会,并长期担任主要职务。该会以“研究图书馆学术,发展图书馆事业,并谋图书馆之协助”为宗旨,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现代图书馆专业学术团体,标志着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科学体制的完善。1929年作为中国唯一代表,沈祖荣赴意大利参加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第一次大会,代表中华图书馆协会宣读论文。这是中国图书馆人首次登上国际图书馆界舞台,向世界发出中国图书馆界的声音。

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文华图专并入武汉大学,成为武大图书馆学专修科(现为武大信息管理学院)。沈祖荣卸下担任20余年的校长重任,仅保留教授职务。但心系图书馆学教育的他,仍以满腔热忱投入教学第一线。为了适应当时教学的调整,沈祖荣改授俄文图书编目课程。他不顾年逾古稀、不熟俄语等困难,以坚强的毅力自学掌握俄语,并编写了《俄文图书编目法》教材。1959年,75岁高龄的沈祖荣正式退休,惜别他执教40余年的教学岗位。1977年2月1日清晨,沈祖荣在庐山寓所与世长辞。数小时后,他的夫人姚翠卿亦因悲伤过度随他而去。两位九旬老人虽非同年同月同日生,却于同年同月同日去,这也为沈祖荣传奇的人生画上了句号。

沈祖荣的一生,是与图书馆深深结缘的一生,是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奋斗不止的一生,是身体力行、不断弘扬及丰富图书馆精神的一生。他发表的论著有《提倡改良中国图书馆之管见》、《西欧图书馆之沿革》、《我国图书馆之新趋势》等,译著有《简明图书馆编目法》。这些著作凝结了沈祖荣对图书馆学发展的思考,是中国图书馆学的重要研究成果,至今仍具参考价值。

沈祖荣先生与夫人晚年合影

沈祖荣致力图书馆学教育,创下中国图书馆史上的多个第一,被誉为“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发起前所未有的新图书馆运动,成立中国第一所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开创中国档案管理专业教育之先声,编撰中国近代第一部图书分类法,创办中国最早的图书馆学专业期刊……打开中国现代图书馆学教育的大门,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图书馆专业人才,推动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沈祖荣明知“图书馆员的生活是繁重的”、“艰难的”、“清苦的”,但依然坚定不移地与中国图书馆事业同呼吸共命运。在他身上,闪耀着对图书馆事业无比热爱、无私奉献、鞠躬尽瘁的精神。这种精神力量跨越时空,永恒不灭,铸成中国图书馆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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