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经济人物，周星棠当是有分量的一位”。这是研究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史学者的共知和共识。
从金融起家到实业成名
周星棠，原籍浙江绍兴，1877年出生于汉口。家境贫困，但父母却给他取了一个吉祥的字号，叫做以烂，即希望在他的人生璀璨。为了能够让周星棠有一番作为，尽管生活拮据，勤劳的父母秉承“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供周星棠求学读书，想他有朝一日，出人头地。少时的周星棠，十分乖巧懂事，不忍心看到父母成天劳碌，艰难度日，决定弃学经商，缓解家中的经济压力。周星棠在学习、磨砺中一天天成熟起来。
奔波商界的周星棠逐渐悟出了一个道理，钱与智慧是立足商界的两大法宝。钱是基础，智慧是财路。于是，他千方百计赚钱、攒钱，尝试性地开始小资本投资入股。
周星棠有一种做大事先做小事的精神，他锲而不舍，兢兢业业，在经营中获取收益，在收益中增长智慧，很快成为武汉商界一颗擅长经营的新星。
1897年，年仅20岁的周星棠，受邀加盟上海钱庄在武汉经营的晋安和阜通两个钱庄。这是周星棠人生的第一个大舞台，他十分珍惜，把全部的身心投入到钱庄的发展中去，大到制订发展规划、把握宏观局势，小到人员分工、金融协调、业务指导，都亲力亲为。为了拓展钱庄业务，他奔波于武汉和上海之间，有时一周往返数次。由于他敬业和敢于负责担当的品格，两个钱庄赢利甚丰。周星棠通过利润分红，获得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
20世纪30年代，周星棠出任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理事。图为当年的中行大楼
随后，周星棠利用获得的资金兴办实业，创办了公兴转运公司和盈丰玉米厂，投资纺织、工矿企业。尽管他起步晚，资金也没有别人雄厚，但他充分利用他在金融界的信誉，利用他在各方面的人脉联系，使他的实业和投资风生水起，逐渐引起了众人的瞩目。
1911年武昌起义后，黎元洪被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为了发展武汉经济，黎元洪支持徐荣廷承租湖北官办的纱、布、丝、麻四局。徐荣廷又积极联络周星棠、刘歆生、毛树堂、刘伟等武汉商界有影响的人物，筹集78万两银元，组建楚兴公司。周星棠是楚兴公司的重要股东，他积极为公司承租四局出谋划策，提出了加大改革力度，引进装备和技术，提高工作效率和产品质量，扩大销售渠道和市场的建议，并得到楚兴公司的采纳；这时西方列强忙于欧战，无暇顾及东方大国的经济市场，楚兴公司产品畅销，业务扩大，利润提升，10年时间获利1400余万两。周星棠由此在武汉商界中名声大振。
此后，周星棠受聘出任石家庄大兴纱厂、武昌第一纱厂的董事长职务，担任过汉口商业银行总经理。特别是在任武昌第一纱厂董事长期间，对内，他整顿企业，购买机器，引进技术，加强管理；对外，他开拓市场，扩大销路，加强联合，协调关系，做出了不凡的成就，给企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成为武汉各界共同仰慕的年轻实业家。
从热心为人到公益立品
周星棠为人们所称道的不仅仅是他在商界中的成就，更为重要的是他的人格品质。他身居武汉商界高位时，极力化解金融风险，排解经济难局，总是站在武汉经济政治的角度上，以身作则，担风受险，劳怨相任。
1924年7月底，汉口金融界发生了一场金融危机。周星棠在这场风暴中表现出他作为汉口商总会会长的高度责任感。
金融危机的时候，许多武汉市民担心银行资金紧张，赶紧兑现，一时间，武汉银行出现挤兑风暴，随着银元兑换数量增大，汉口银行银根吃紧，东墙解救西墙，还是无法应对，导致市面异常恐慌。为了解决金融危机，周星棠主持召开汉口总商会、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联席会议，他说银行兑换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候，如果不迅速解决风潮，武汉各银行将会倒闭。他极力主张发行一种维护流通券，资助救济银行，渡过困难时期，并提议请湖北官钱局以各种股票证券以及堡垣路地契等作为担保，由汉口银行公会保存，以资信证。然而，周星棠的提议遭到外国银行的抵制。外国银行以不信任为由，不同意使用暂时的流通券。
在银行处于危机的重要关头，周星棠没有因为外国人的反对而退却，他主动请缨，沟通协调，与银行公会的王毅灵、钱业公会的杨俊山，一起与外国银行团进行交涉。由于周星棠详细陈说利弊，最终外国银行团答应将流通券转期，金融危机得以化解。
1925年，军阀吴佩孚为了扩充军费，决定在武汉发行军需兑换券3000万元。为了3000万元，吴佩孚下了死命令，限时要武汉按照要求数目如期上缴。时任汉口总商会会长的周星棠知道，尽管吴佩孚以财政部造纸厂、交通部地皮、平汉铁路房地产等不动产契据作为担保交汉口总商会保管，但这只是一张空头支票，将来肯定无法兑现，最终的损失还是武汉的金融界。为了保障武汉市民的经济利益，周星棠没有顾及自己的个人利益，立即邀请湖北全省商会联合会和汉口、武昌、汉阳商界代表260多人前往督署请愿，坚称三镇市面金融紧张，如果强行发放金融军需汇兑券，势必引起百姓恐慌，造成金融危机。
周星棠以他的才智和勇气据理力争，吴佩孚也不敢强行推行，结果军需汇兑券终究没有发行。对此，武汉商界称赞周星棠“有识有胆，才德双全”。
1926年夏，北伐军将士围攻武昌城，吴佩孚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军事危机。为了能在最后时机捞上一把，吴佩孚向汉口总商会伸手，提出需要军费200万元。周星棠非常清楚，答应吴佩孚，那等于是助纣为虐，祸害市民百姓。他与商界人士反复磋商，仅交了30万元敷衍了此事。不几日后，北伐军攻克了武昌城，因为军需紧张，向总商会提出借款160万元的要求。周星棠得知后，积极筹措，四方募集，并带头以私人产业向银行抵押20万元先行垫付。周星棠“一抵一迎”的惊人举动，显示出他的勇气、正气和智慧。
从为民谋利到致力管理
1927年1月，英帝国主义枪杀武汉爱国民众，导致“一三”惨案的发生。在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中，周星棠为了武汉商界的利益，凛然与英方交涉，表现出一个商界名流的责任心和爱国心。
“一三”惨案发生后，武汉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收回汉口英租界运动。作为汉口总商会会长，周星棠坚决站在民族大局立场上，积极参加工、农、商、学各界召开的联席会议，支持收回汉口英租界，并主动到国民政府请愿。
1927年“一三”惨案发生后，周星棠参加收回汉口英租界运动。图为1927年1月3日，武汉革命军进入汉口英租界进行接管的情形
在收回汉口英租界过程中，英国以保护侨民人身安全为由，宣布其在汉的银行和洋行停业。这一决定使许多华商蒙受较大的经济损失。周星棠紧急召开汉口总商会会议商讨对策。为了挽救损失，周星棠以汉口总商会的名义向英国商会提出抗议，要求英方赔偿经济损失，同时呈请国民政府外交部向英国交涉，迫使英方作出让步，从而减少了经济损失。
3月4日，根据《收回汉口英租界之协定》在汉口英租界区域设立汉口第三特别区的规定，周星棠被公民投票选举为市政管理局董事会中方董事。3月1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任命黄昌谷为汉口第三特别区市政管理局局长，与周星棠、朱菊和、李国暄3人和英方3名董事，共同管理第三特别区。很快周星棠提议建立管理制度，实行规范管理方式。在周星棠等人的积极参与下，完成了汉口第三特别区第一个法规《外交部汉口第三特别区市政管理规则》，对第三特别区市政管理作了详细规定。6月，周星棠代理局长职务，担负起整个第三特别区行政管理工作，他事必亲躬，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发扬民主，坚持原则。赢得了中英双方董事的信赖，英方董事赞扬周星棠说：“他是一个为人正直，为民谋利，善于管理的董事，很受大家的尊重”。
由此，周星棠还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武汉市政委员会常委、汉口市政府参议、财政部顾问、外交部第二特区（旧俄租界）董事和特三区（旧日美租界）管理局代理局长等职务。
从赈灾义举到参政议政
1931年，武汉大水。这年7月，武汉三镇连绵大雨，遭遇了历史上特大洪水灾害。7月下旬，武汉各堤先后决口，整个城市一片汪洋。江汉平原、洞庭湖区、鄱阳湖区、太湖区大部分被淹。武汉市洪水百日之久，京汉铁路长期停运。周星棠曾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1931年的武汉洪灾是一场人间大劫难。”
在历史性的灾难面前，周星棠救民救难。他以身作则，带头捐献钱粮衣物，组织成立各种救援队打捞浮尸浮棺，掩埋尸体，救助灾民，转运收容难民，引导灾民难民开展自救。同时争取国民政府拨款拨物，运款运物，救济汉口灾民难民。
汉口市水灾赈济委员会成立后，作为常委的周星棠根据“以救命为前提，但不以救命为止境；以培养人民元气恢复，并增进人民生产能力为目标，注重标本兼治，除散发急赈外，实施各项防灾计划，如水利移垦等；充分利用灾民协助工作之实施，以谋引起人民对于农业复兴之兴趣与决心”的赈灾方针，筹集钱款、粮食和各种应用之物，大力实施募捐计划，组织人力物力供给灾民，指导开展生产自救，重建家园。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武汉三镇灾难慢慢退去，家园重建开始恢复，人们惊恐心理逐渐平复。
1931年武汉大水，周星棠组织成立各种救援队救济灾民。图为1931年大水时的江汉路
30年代后，周星棠进入国民政府中央金融机构，先后任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理事、中国农业银行董事和中一信托公司董事。为政府理财，他全力以赴，广开财路，多次受到国民政府的表彰。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星棠始终坚持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信念。他先后参加了1938年7月6日在汉口两仪街上海大剧院举行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议和1941年11月在重庆国民大会堂举行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作为国民参政会第一、二届参政会参政员，他坚决主张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团结抗日，抵御日寇，共度国难，要求国民党尽早召开国民大会，定宪立法，充实战时民意机关，保障言论自由，实行民主政治。
1942年，周星棠在重庆去世，中国商界一颗巨星陨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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