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革命的征程上:邹韬奋在武汉-下载亚博app

邹韬奋是中国卓越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出版家。1895年出生于福建永安，祖籍江西余江。192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22年起邹韬奋进入新闻出版界。在他20多年的文化出版生涯中，曾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生活》周刊、《全民抗战》三日刊、《全民抗战》；曾创办《大众生活》周刊、《抗战》三日刊；曾创办著名的三联书店。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1937年底至1938年10月，邹韬奋在武汉停留10个月，开展文化出版工作，讴歌抗日前线的将士，为民族解放战争奔走呼号；为争民主政治写提案，用笔墨培育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与周恩来结下深厚友谊，并向周恩来深情表达了向往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志愿……

笔墨呼唤民众醒

1937年12月16日，邹韬奋与金仲华、钱俊瑞、张仲实等到达“战时首都”武汉。

到汉一星期，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1937年8月19日邹韬奋在上海创办）第30号与读者见面了。围绕抗战这个主题，他写了社论《怎样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发表了金仲华的《一月来战局发展的观察》等文，提出了努力巩固全国的团结和努力充实政府的力量、根除政府和人民间的隔阂、使抗战的军事力量与抗战的民众力量结合起来等思想。29日出版的第32号，全文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2月25日发出的《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1938年1月13日发表了叶剑英的《把敌人的后方变成前线》等文章。第39号发表了《孙中山与列宁》和《同情于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马克思》等文章，宣传马列主义。从第59号到72号，连载了舒湮的《边区实录》，对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司法制度以及民众运动等方面的情况作了系统报道。这些报道，在人民大众中，特别是在青年中产生了强烈反响，不少人看了这些报道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邹韬奋

1938年7月7日，《抗战》与沈钧儒、李公朴等创办的《全民周刊》合并，改名为《全民抗战》三日刊，邹韬奋与柳堤任主编，邹韬奋为总发行人。邹韬奋在创刊号上发表《〈全民抗战〉的使命》指出：本刊在抗战建国总的任务下当前的任务是，巩固全国团结，提高民族意识，灌输抗战知识，传达、解释政府的国策，剖析国内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国际之情势，为教育宣传的任务；以使政府经常听到人民的声音，民间的疾苦，动员的状况，行政的优劣，使政府在领导抗战，实施庶政上得到一些参考，为我们政治的任务。《全民抗战》三日刊围绕巩固全国团结、坚持抗战、发动全民抗战、争取政治民主等问题作了大量报道，对国民党破坏团结、破坏抗战、迫害人民的行径及时地予以揭露。该刊销量高达30万份。在群众中影响很大。

邹韬奋为配合全面抗战，大力开展文化出版工作。1938年1月，成立生活书店（1932年7月成立于上海的革命出版机构，前身是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邹韬奋来到武汉，该店总店迁到武汉）编审委员会，邹韬奋、胡愈之、范长江、金仲华、钱俊瑞、柳湜、杜重远、张仲实等为委员。他还将书店大批干部派到内地和敌后开展工作。生活书店编印了期刊《世界知识》、《妇女生活》、《新学识》半月刊、《抗战》三日刊、《全民周刊》、《战时教育》旬刊以及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出版了“战时大众知识丛书”、“战时读本”、“救亡文丛”、“战时社会科学丛书”、“世界知识战时丛刊”、“抗战中的中国丛刊”、“抗战形势发展图解”等，宣传抗日救亡。生活书店在武汉得到空前的发展，先后在全国设有分支店50多处，有工作人员四五百人，成为国统区大型的文化出版机构。书店团结了一大批知名的作家、学者，所出书刊深入穷乡僻壤，影响及于国外。

1938年3月底，邹韬奋出席在汉口召开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成立大会，被推举为名誉理事。他在学会机关刊物《新闻记者》创刊号上发表《新闻记者活动的正确动机》一文，指出：新闻记者的活动，便是要为社会大众的福利而活动，而不要为自己的私图而活动。他在《国难中的言论界责任》和《新闻记者当前的任务》等文章中写道：“当前的中国是‘抗日第一’，因为除了抗日获得胜利，争得民族的生存外，什么都无从说起。”因此，“国难中言论界的责任要从积极方面加紧全国团结的愈益巩固，要从积极方面对于当前与抗战胜利有关的种种实际问题，下切实的研究工夫和善意的建议，使中国在这样危难的环境中能够赶快地脱险，而不应该再有分化中国对外力量的企图。”邹韬奋提出抗战建国期间新闻记者的主要任务是：“积极方面，应根据《抗战建国纲领》以宣传国策，建议具体方案；在消极方面也应根据《抗战建国纲领》以纠正并扫除那些破坏团结为虎作伥的言论与行动。”周恩来说：在他的笔底，培育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

1938年，邹韬奋（左）与金仲华（右）及其胞妹金端苓在武汉合影

讴歌抗战的将士

1938年2月，徐州会战开始。一时徐州成了新闻记者云集的地方，武汉各报馆和通讯社都派去了记者。邹韬奋对这些到前线去的战地记者很关心。5月下旬，有记者从徐州突围回到武汉，邹韬奋撰写《欢迎战地记者徐州归来》一文发表在5月19日出版的《抗战三日刊》上。文中写道：“在中国抗战御侮的今日，最高的崇敬当归于不顾个人牺牲为国奋斗的民族战士，最可崇拜的道德当属于不顾人个牺牲为国努力的辛勤工作。”赞扬战地记者虽不是在前线直接参加作战，但是在前线冒万险，把我们将士英勇作战的可歌可泣的行动，宣传于全国的民众，鼓励前方将士的再接再厉，鼓励后方民众的热烈赞助，增强抗战力量，对于民族解放战争有着很大的贡献。他决定到抗战前线去。

1938年9月18日，邹韬奋与沈钧儒等代表全国救国会，携带慰劳品和大批书报，由武汉经南昌前往江西北部德安一带慰劳抗战军队。途中邹韬奋到湖北阳新前线慰问，遇到前线记者范长江（《大公报》）、陆诒（《新华日报》，并同宿夜谈三小时。邹韬奋说，不到前线，不亲身接触前线军民，不了解他们的需要和愿望，就不可能真正为抗战服务。他们讨论了为前线部队提供急需的药品和书报等问题。

19日，邹韬奋前往江西前线。一路上，无论遇到汽车司机、学生、服务团员、伤病员、小店员或是部队的军官和士兵，他总是热情地问讯，进行现场采访。沿途在每一据点都遇到若干男女青年组成的战地服务团，协助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提高士兵的作战精神，加强每一地方的军民合作。邹韬奋热情称赞这些“以无比的热情为抗战服务”的青年是伟大时代巨潮的先锋、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在德安前线慰问时，发现一个服务团中有个14岁的孩子，“他因年幼，没有什么特殊的工作能力，但却歌喉雄壮婉转，能唱不少京剧，就尽量运用他的这一种仅有的能力参加歌剧队，予民族战士们以无限的安慰与鼓励。这位好像满身都是爱国热诚构成的小战士，离父母，背乡井，所念念不忘的是争取抗战胜利，他是自动奋发的千万青年的一个象征。”邹韬奋在前方遇到一个荷属华侨救护队，对此他在文章中写道：“该队的同志们都是生长在东印度群岛，包括30多位医生和50多位救护人员，带了大量药品回到祖国服务。从面貌言语行动上，完全看不出是中国人，但外表掩盖不了他们对于祖国的热爱与忠诚。他们很辛勤地仆仆于前后方途中救护运输伤兵，每天忙得只有三四小时的睡眠，失眠虽红了眼，却不能丝毫减损他们对于祖国的热烈情绪。这是自动奋发的千万青年的另一个象征。”

在前线，邹韬奋亲眼看到士兵及伤兵的艰苦，感到十分难过。他在文中写道：“我们在途中可以看到三五成群蓬首垢面的伤兵负着伤勉强支撑着走，他们走不动时便倒在路边，辗转于来往的轮辙之间，有的自知无望，便尽着所有的力量爬到田里，结束最后一息。”面对这种惨景，他叹道：“我们的动员不够，增加了民族战士所处环境的艰苦，这是一件莫大的憾事。”月底回武汉后，他就前线慰劳的观感，写了《至忠极勇的前线战士》、《军队需要与民众动员》、《敌我士气的比较》、《再谈前线需要》、《接近战区的民气》等文章，分别发表在10月份出版的《全民抗战三日刊》第28号—32号上。后来，他在《抗战以来》一书中对这次前线慰问情况作了概括的叙述，热情地讴歌抗日战士为保卫祖国、保卫同胞，不畏难、不怕死的精神。

为民主政治奋斗

在武汉期间，邹韬奋与国民党压制救亡运动、镇压救亡团体、压制言论出版自由、迫害进步青年等行径作了坚决的斗争。

1938年初，蒋介石找邹韬奋和杜重远谈话。蒋介石诱迫他们加入国民党，说：“尤其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须注意到组织的重要。”在一旁的陈布雷说，蒋介石“所提的组织，是指党的组织。‘委员长’十余年来有个理想，要集中一切人才组织一个伟大的党，由他领导起来。”邹韬奋质问陈布雷说：“据你看来，中国共产党肯毁其党加入吗？”陈说：“这确是问题，毛泽东第一个就不赞成。”邹韬奋又问：“那怎么办呢？”陈布雷说：“那也希望除共产党外，其他一致集合起来组织一个政党。”邹韬奋却告诉他：“中国是否能够只有一个政党，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以后，国民党继续拉他入党，并以“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中央干事”诱逼他，均遭到拒绝。

1938年6月19日，邹韬奋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怀着一腔热诚与希望，把自己看作努力代表民意的一分子，欣然参加。7月6日，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在汉口举行，邹韬奋在会上提出3个提案：针对国民党压制救亡运动、镇压救亡团体，提出调整民众团体以发挥民力案；针对国民党压制出版自由、实行新闻出版检查，提出具体规定检查书报标准并统一执行案；为反映爱国青年的要求，提出组织和训练青年参加抗日救国活动，解除青年苦闷，提出培植救国干部案。他在第一个提案中主张“只要在事实上不违反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纲领，确有群众基础及救国工作表现的民众团体，政府都准许他们立案，承认他们合法的地位。”此案经过激烈辩论之后，算是通过了。7月底，国民党政府公布《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和《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变本加厉地压制抗日言论自由。邹韬奋在8月3日和6日出版的《全民抗战》上接连发表了《审查书报原稿的严重性》和《再论审查书报原稿的严重性》两篇社论，提出强烈抗议。接着，生活书店联合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10多家同业，共同发表宣言，要求蒋介石立即撤销压制言论自由的反动法令。8月20日，武汉卫戍总司令部竟发布命令，公然解散“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武汉青年救国团”和“蚁社”等群众抗日救亡团体。邹韬奋认为这几个“最有奋斗历史、最有群众基础、最有实际工作的群众团体”被无故解散，“对于国家民族终是一个不幸的创伤。”《全民抗战》发表文章严词质问说，解散这样的团体，国民党“到底要不要抗战下去？”“国内团结合作的局面到底要不要维护和巩固？”“政府究竟要不要民众？”揭露了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

汉口生活书店旧址

与周恩来的交往

邹韬奋与周恩来第一次见面是在武汉。1937年12月，邹韬奋在武汉得知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也在武汉时，异常兴奋，在张仲实的帮助下见到了周恩来。12月下旬的一天，他怀着急切的心情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周恩来已在那里恭候多时了。一见到邹韬奋，周恩来就上前与他紧紧握手，高兴地说：“欢迎你，韬奋先生。”“谢谢，谢谢。”他紧握着周恩来的双手。

落座后，周恩来真诚地说：“我们见面就是朋友了，当然，我们还没见面的时候已经是朋友了。救国会的抗日主张和我们是一致的，爱国七君子（1936年11月22日，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邹韬奋和救国会的其他领导人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共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的风节我是很钦佩的。今天我们可以无拘无束地聊一聊。”邹韬奋兴奋地说：“我早就想和周先生好好聊一聊了。”

周恩来关切地询问了邹韬奋出狱后的身体和家庭情况，邹韬奋一一作了回答，并谈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以及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对今后工作的设想和安排。周恩来在分析了抗战的形势和任务后指出：“现在我们一起奋斗，以彻底打败帝国主义。将来，我们还要共同努力，以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邹韬奋深深地点了点头。周恩来又详细询问了文化界的一些爱国分子情况，他说：“爱国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抗日救国少不了爱国知识分子，建设新中国更少不了爱国知识分子。”看到周恩来对知识分子给予这么高的评价，邹韬奋激动地说：“周先生，我会记住你说的话，我会努力去做的。”临别时，周恩来再一次握住邹韬奋的手，诚恳地说：“你有什么要求，请随时提出来，我们共产党一定会尽可能帮助解决。”“好，请周先生方便时到我们生活书店指导工作。”邹韬奋说。周恩来爽快地答应了。周恩来的热情强烈地感染了邹韬奋。后来，他多次说：“周恩来先生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最可敬佩的朋友。”

此后不久，周恩来来到生活书店门市部和编辑部，看望邹韬奋及其他工作人员。他勉励大家要多为抗日救国出力。周恩来的到来使邹韬奋及同事们备受鼓舞。他对周恩来的景仰之情与日俱增，有什么问题总是向周恩来请教，周恩来也总是推心置腹地与他共同探讨。有一段时间，周恩来几乎每周都到汉口的中央银行楼上同邹韬奋及救国会的其他领袖沈钧儒、史良、李公朴，青年党的左舜生等聚商国事，向他们介绍国共谈判的情况，分析政治形势，听取他们对时局的意见。通过这些开诚布公的交谈，邹韬奋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他郑重地向周恩来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周恩来沉思良久，说：“韬奋先生，你现在的党外民主人士的身份要比你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更能发挥作用，党需要你留在党外。”邹韬奋感谢周恩来对自己的信任并愉快地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之后，他继续留在党外，尽心竭力地为人民工作着。1938年5月，邹韬奋又在武汉正式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并请钱俊瑞作入党介绍人。但中共长江局领导人周恩来认为他那时留在党外，对推进统一战线工作、团结抗战更为有利，说服他暂不入党；不过党的组织一定把他当党员看待，决不见外。他愉快地接受了周恩来的指示。就这样，邹韬奋一直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做统战与出版工作，直到1944年去世后才被追认为中共党员。

邹韬奋在短暂的一生中，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尊敬周恩来，依赖周恩来，在生命垂危之际仍呼唤着周恩来的名字，周恩来也了解邹韬奋，敬重邹韬奋，并给予邹韬奋高度的评价：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